关于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曾在内蒙古东西部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活动。从呼伦贝尔等地前后将30余名蒙古青少年带到日本留学;与德王等蒙古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并潜往西北青海"旅行"。笹目在其回忆录中称这些都是作为"蒙古浪人"的个人行为,与当时的日本军部、政府无关。但作者最近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机构,发现了笹目上述行为与日本军部、外务省密切相关的重要史料,考证出其在回忆录中的隐瞒、曲笔;证实了其特务间谍身份。     

近代日本横滨英法驻军研究

日本自幕府末期开港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政策亦处于左右摇摆中;欧美列强以防止攘夷派武士浪人袭击横滨居留地外国人为借口,于1863年开始向横滨派驻警戒军队。驻军以英法军队为主,直至1875年撤军,驻屯横滨达12年之久。英法两国的驻军加深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横滨居留地亦成了列强的国中之国。明治新政府通过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终于促使英法做出撤军决定。     

《本草纲目》在日本

被达尔文称之为“东方医药巨典”的《本草纲目》,1596年在南京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日、英、俄、德、法等多国文字,传遍五大洲,饮誉全世界。世界上最早翻译《本草纲目》的是日本。公元1607年,日本皇都书肆首次刊行了《本草纲目》,书名叫《广大堂质问本草》,共55卷,仅限于幕府宫庭御医阅览。将《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民间的是日本幕府御医总库（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长）曲直玄赖。他对《广大堂质问本草》删繁就简后,以其在京都开办书林的内兄野田弥次的名义出版了《质问本草野田弥次右卫门本》,轰动了日本民间医药界。京都新崛起的书林…     

1936年“蓉案”始末

“蓉案”又称成都事件,同臧本事件、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北海事件等一样,是“九一八”以后日本特务、浪人到中国各地制造或挑起事端、用来作为侵略中国口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日本外务省派人到成都筹备领事馆,成都群众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蒋介石的特务乘机打死日本人2名、打伤日本人2名,企图嫁祸地方,逼走刘湘。这一事件比那些单纯系日本特务浪人制造的事件更复杂、更鲜为人知。     

1936年“蓉案”始末

“蓉案”又称成都事件,同臧本事件、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北海事件等一样,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浪人到中国各地制造或挑起事端,作为侵略中国口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即日本外务省派人到成都筹备领事馆,成都群众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蒋介石的特务乘机打死日本人2名、打伤日本人2名,企图嫁祸地方,逼走刘湘。这一事件比其他那些单纯系日本特务、浪人制造的事件更为复杂、更鲜为人知。事件的起因1936年8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说日本外务省决定要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所派驻成都领事野村即日赴川。领事是商务代表,…     

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１８６２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典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本文对此予以介绍、评析,并概述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化。     

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

近世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本文从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贸易渠道购入中国中医药书籍、招募中国民间医师、购入中药药种和药苗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并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初步分析了近世日本引进中国中医药的原因。     

问题讨论与解答

一八六八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对于德川幕府控制下的藩侯的利益是个严重而致命打击。因之在一八六八年前后,以德川幕府为首的许多藩侯曾对当时的反幕府运动——如一八五八年反幕府运动和「王政复古」「藩藉奉还」等措施是进行了顽强反抗的。可是,为什么有些大藩侯如萨摩、长卅、土佐和肥前等藩阀,还积极的进行了反幕府活动和支持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呢?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理解:在十六世纪,由于伟大的地理发现和寻找新的殖民地,欧洲人的远征队开始访问日本,此后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是自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在亚欧资本主义势力压迫下,也逐渐被「开放」了。日本幕府政府曾被迫先后与美、英、法、荷、俄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和许多对日本不利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实质上来说已使日本降到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它的直接结果是加强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内部危机。     

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中国

一、狭小日本无生计,隔海彼岸是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四民平等"政策,原来作为特权阶层而存在的武士消失,这些失去特权的旧日的武士,成为"浪人"。一些不甘寂寞的"浪人",从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中看到了机会。1881年2月,出生于破落武士家庭的头山满,联合几个小团体,在九州福冈成立了玄洋社。     

浅谈江户幕府末期两种试铸币——“庆应通宝”和“铜山通宝”

公元1603年(日本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在日本江户(现东京)建立了幕府政权,历经260多年,史称江户时代.1867年(庆应三年)10月,江户幕府的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迫于各方面压力向朝廷提出归还政权,还政于天皇,并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从而结束了江户幕府统治,日本从此进入明治时代.     

浅议日本银元版式

<正>幕府政治是日本封建时期的一种军事独裁政治。其首领"征夷大将军",居处称"幕府"。当时朝廷统治大权归幕府,天皇形同虚设,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自1192年镰仓幕府(1192-1334)开始……,延续至1867年江户幕府(1603-1867),史称江户时代。1867年(庆应三年)10月,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迫于各方面压力向朝廷交出政权,还政于天皇,并有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颁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始末——兼论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美国的封锁遏制,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顿局面,中国利用民间渠道,积极推动与日本民间的经贸往来。在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最终达成,这是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江户日本的情报分析及世界认识

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允许荷兰商人定居出岛,以提供海外情报为条件,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荷兰人提供的情报,时称"风说",将发生在世界各国的重大事件报告幕府,使江户日本大致维持着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在有关欧洲争霸战争、鸦片战争、培里来航叩关,以及《万国公法》传入等一系列情报的基础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随时调整国策,采取了向"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格局恭顺、适应的姿态。这种认识背景成为明治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     

日本九州大学所藏《异国船漂着记》所涉“漂流笔谈”考述——兼及“伪漂流事件”与幕府的应对

九州大学所藏福冈藩黑田氏旧藏抄本《异国船漂着记》,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未公开刊行。该书主要介绍了1714年南京船与1718年咬留吧船漂流事件始末,对了解18世纪早期幕府处理漂流事件有史料学意义。该书辑录了一份"漂流笔谈",为1714年"长崎港十五番南京船"返航途中遭遇漂流事件时船主郑恒振与日本福冈藩三名官员通过笔谈进行交涉的档案。17世纪末至18世纪早期,以"漂流"名义进行走私贸易的"伪漂流事件"时有发生。对该"漂流笔谈"进行考述,对于考证幕府打击走私贸易以及日本对漂流船只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史编撰与叙述中的史观问题

史观对历史的编撰与叙述影响深刻。明治时期出现的王政复古史观、萨长史观主导了1945年以前日本的官方历史编撰,勤王旧藩史观影响了日本地方史志的编撰。萨长史观与勤王旧藩史观都是由王政复古史观分化而来。在这些史观影响下的历史编撰有着浓重的倾向性。近年,日本又出现了一些同情幕府的"幕府史观",这类史观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1945年以后的日本史学界,唯物史观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在明治维新史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一定程度上纠正了1945年以前王政复古史观、萨长史观对历史编撰的影响。     

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1859年7月,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然而,日本国内政局因开港而动荡不安,幕府对外政策则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摇摆中,乃至试图关闭横滨港以求维持统治。本文拟对幕府末期围绕横滨开港与锁港问题展开的内政和外交活动进行具体考察,探析近代日本一波三折的开港历程。     

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

江户时代是日本政治贿赂的高潮时期。江户幕府高度集权的幕藩体制构成政治贿赂的制度基础,幕府高官握有不受监管的重权,仅凭一己之念即可决定政治利益的归属。在这种滋生贿赂行为的政治体制下,各式贪官层出不穷。政治贿赂行为破坏了幕藩体制的稳定、削弱了幕府的财政基础,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对幕府的统治基础构成威胁。因而不断有幕府官员大力反贿,试图扭转政治风气。江户幕府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律监督能力、经济利益分配形式、文化认知导向等因素决定了幕府的反贿赂应对均不彻底,政治贿赂直至江户幕府灭亡也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货币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随着日本诸侯分争时代的结束，其货币制度也趋向统一。     

日本室町时期的德政一揆及其影响

始于室町正长元年(1428年)的德政一揆是日本近代以前民众斗争的最高形态。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德政一揆频繁爆发,成为该时期民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德政一揆源于高利贷借贷双方的经济矛盾,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合法取消债务关系。由于室町幕府掌握着高利贷的税收权,充当了高利贷资本的保护者,因此德政一揆的斗争矛头转向幕府,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成为德政一揆的最高斗争目标。一揆民众使用武力威胁、打砸破坏等暴力手段攻击高利贷经营者,还利用宗教对幕府的影响力,成功迫使室町幕府颁布德政令。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室町社会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收入,更冲击了幕府的权威及权力结构,撼动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根基,为室町幕府的解体埋下了肇因。     

“一二·九”的片断回忆

1935年6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从此,在平津,日寇的坦克纵横街巷,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和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