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50— 60年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 ,从 70年代开始 ,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 ;1 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在“缓和时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是 ,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 ,更重要的是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

本试图将日本经济外交的缘起置于战后初期东亚的整体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认为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美国东亚遏制战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同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东亚政策的这一转型影响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及贸易模式,并推动了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     

美国与北约对苏联的输油钢管禁运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在军事领域遏制苏联的工具。然而北约亦曾被美国赋予经济冷战职能,于1962--1966年间对苏联实行了大口径输油钢管禁运。这一事实,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在国外,已有学对此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浅析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从与苏联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的大战略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的政策也经历了试图从中国内战脱身,以和促变的灵活政策到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与苏联对抗的同时向中国施压的强硬政策,再到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美国趁机适当松动对苏关系的同时加紧对中国遏制政策这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分析冷战初期即1947-1960年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阶段性政策,揭示美国外交的实质,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     

核时代背景下美国诞生的“遏制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面临着两个左右整个世界的新形势。首先,原子技术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以早期原子弹为代表的毁灭性武器让全世界为之胆寒。再者,一个隔海相望,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之苏联的崛起,让美国在充分享受二战结束带来的欢欣之时又感芒刺在背。而核时代作为大背景下的美苏关系,是美国考量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美国从1947年开始的"遏制战略"是核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对苏政策的中心。正是这个战略,让美国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超级大国之后,第一次面对一个和自己等量的对手的情况下,完成了自我的成长。而基于核时代背景下的遏制战略对美国来说,既是无可奈何下的妥协,又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似的选择。     

美国航空冷战政策的缘起、演进和调整(1947—1963)北大核心

冷战格局形成之际,利用国际民用航空实施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全球冷战布局的重要环节,此即航空冷战。通过单边和多边相结合的方式,美国构筑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民用航空技术与设备的出口管制体系。在民用航线问题上,美国致力于打造限制甚至封锁苏联和东欧国家民用航空活动的所谓“空中铁幕”。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英国等西欧国家从一开始就对美国的航线限制政策持有不同立场,美国试图切断东西方民用航空联系的努力未能如愿。面对国际民用航空的发展及美苏航空技术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最终放弃构建“空中铁幕”的政策图谋。美国航空冷战政策的演进证明,国家利益考量和技术实力对比是决定航空冷战走向和国际民用航空格局的关键因素。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美国对苏合作政策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二战期间盟国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首次大型会议,反映了美国将美苏战时合作关系延续到战后的决心和愿望。会议期间,美苏等国围绕基金配额、黄金配额减免、银行配额等问题展开博弈,最终在双方的妥协下,大会取得了成功。在美国的支持下,苏联正式跻身国际金融体系四强之列,苏联同时承认了美国在战后世界金融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对苏合作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美国战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重建世界和平都离不开苏联的配合,这是美国推行对苏合作政策的现实基础。然而,美苏在会议中的合作也非一帆风顺,美国在基金黄金缴纳问题上无视苏联的现实需要,体现了美国推动的美苏合作存在一定的限度,以不损害美国核心利益为前提。     

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

作为"缓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贸易政策做出了战略调整。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一般商品物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的技术贸易领域,放宽和取消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所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的政策。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尼克松时期美中和解的具体表现。在美国取消对中国贸易管制、取消巴统对中国的战略禁运以及取消"中国差别"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建设和投产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     

布什政府对苏战略的构想——“超越遏制”战略

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曾下令对里根政府后期的对苏政策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全面审查,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措施。经过全面的回顾和审查,布什于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州农业和机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就美苏关系发表了演讲,宣布了对苏政策的基本构想,即“超越遏制”战略,外报将其称为“布什主义”。这是战后美国长     

苏德战争爆发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对远东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政府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密切关注着远东局势,而且立刻做出了防止日本北进苏联的反应。更重要的,苏德战争爆发促使远东局势进一步趋向明朗,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对日本推行更为强硬的威慑政策。首先,它进一步冲击了远东原已摇摇欲坠的力量均势,迫使美国更积极地介入到远东事务中来;其次,它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战场在美国远东政策筹算中的地位,美国必须更重视中国的态度;再次,美苏结盟增强了美国对抗日本的决心和信心;最后,援苏政策的确立使得美日妥协的希望更加渺茫。1941年下半年不断升级的美日矛盾正是在苏德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艾森豪威尔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旨在引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参与其全球遏制战略,共同抵御苏联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构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础.而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在欧米加计划不能有效处理中东问题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对欧米加计划的公开阐明,这突出体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连续性.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的重要桥梁——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陷入冷战局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实施封锁禁运,东西方经济联系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促进东西方经济合作,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由东西方国家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进步人士发起,于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新中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极大地拓展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     

斯大林逝世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并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一项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力图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实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不断发展,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和政策不仅体现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也揭露了美国图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质。它折射了冷战斗争的严酷性,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适时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表明心理战、宣传战是美国重要的冷战战略武器,它对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起了一种累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

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戴超武罗斯福时期美国远东战略的基本点是：迅速击败和削弱日本,为美国在战后远东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铺平道路。基于上述考虑,罗斯福采取了与苏联合作的政策,依靠美苏地面部队的进攻,使日本无条件投降。雅尔塔协定便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