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密尔对权力与干涉限度的思考——以密尔评论《接触性传染病法案》为中心

《接触性传染病法案》是英国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管控性病传播的重要法案。密尔有关此法案的评述,他参与废除法案运动和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等社会行动,体现了他对该法案所关涉的权力与干涉限度问题的多维度思考,这远非“伤害原则”所能涵盖。密尔关注权力的形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医学权威无法为该法案提供合法性,围绕此观点的论述展现了他对权威、真理与个人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传染病防控的语境下,密尔并未划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统一标准,而是在考虑到个人自由、道德提升、社会进步等情况下来判定干预界限,这是一种在情境中应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密尔对法案执行和废除法案运动的观察,推进了他对女性争取选举权意义的认知和两性共同治理的构想。通过解读密尔关于该法案的评述,可丰富、深化甚至修正我们对于密尔某些核心政治理念的理解,启迪我们在公共卫生语境中如何看待权力与干涉限度等问题。     

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

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体现了英国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此时《谷物法》失去了社会多数群体的支持,能否废除的关键取决于持不同立场的议员在议会内的博弈。谷物法的产生与废除都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持赞成或反对立场的议员,他们代表的只是城镇或是农村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却同时伤害了农村的利益。《谷物法》不能简单地看成为一个阶级立法,赞同《谷物法》的不仅有土地贵族,也有农场主和耕地农。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整肃——以《帕尔摩报》“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系列报道为中心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卖淫问题突出,对社会道德造成恶劣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净化运动在英国应运而生,英国政府也试图通过立法加以干预。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面临重重阻力。1885年7月,《帕尔摩报》刊登系列报道"现代巴比伦的少女献祭",揭露了伦敦严重的卖淫尤其是童妓问题,指出了该问题背后的社会与思想根源,呼吁议会与政府加快立法,推进该问题的解决。该报道发表后,引起英国社会震惊,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与压力,迫使议会与政府改变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直接推动了《1885年刑法修正案》的通过,社会净化运动也因之得到快速发展,卖淫问题的解决取得很大进展,助推了19世纪英国道德整肃目标的达成。     

英国法律史中的法治

英国法律制度的四个基石是法治、立宪君主制、议会主权以及对基本的个人自由或权利的认可。这些自由根植于古老的普通法,也有1215年《大宪章》的功劳。1225年议会确认的《大宪章》则被视为英国第一部制定法,确立了英国"王在法下"的有限君主制原则。最为重要的自由被认为包含在该版本的第29条里,尽管其落实的过程经过了数个世纪。普通法的四大出庭律师公会也为英国的法治传统奠定了制度基础。由于法治难以准确界定,在特定时代其实际状况有着程度和认识上的差异。但目前清楚的是,奠定法律救济制度的重要措施均始于16世纪。这主要是法律创新的成果,而《大宪章》的成果不在于其文字本身,而在于从其伟大目标推演出来的含义。     

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

确立于17世纪的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是否可以在前一个世纪、即都铎时期(1485—1603)找到起源?这个问题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史学家中先后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出现于本世纪50年代的“正统派”观点。该派代表人物、英国史学家尼尔认为,在都铎末代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下院在宗教改革、王位继承、下院权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女王、枢密院选有不和,议会与王权的“政治对立”颇为尖锐,实际上已经揭开了议会反抗王权、夺     

16世纪英国议会解读

16世纪的英国人看重议员身份并重视议会立法,说明英国此时已初步建立法治社会,法律受到尊重,且议会拥有立法权威。溯其迹象可追至中世纪。除了西欧封建制中的契约因素和英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普通法体系外,英国中世纪确立的法律专业性、"先在理性"原则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倾向也不容忽视。从16到17世纪,英国宪政发展在什么程度上具有转型性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878—1908年英国养老金立法之争

19世纪以来,英国老年群体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突出。1878—1908年,英国社会围绕养老金是否立法以及养老金方案选择等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老年贫困源于客观环境和制度因素,强调老年公民的奉献和权利,主张养老金立法;而反对派坚持贫困属于个人责任,力求在现有制度之内的改良,反对国家干预。争论双方的观点分歧背后隐含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20世纪初,关于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经济社会的紧张局势以及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等因素共同促进了英国舆论观念、国家角色和社会政策的转变。最终,通过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支持呼吁和议会政府自上而下的调查取证,共同推动了养老金的立法。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英国工人阶级与第二次议会改革

英国的民主制度确立于19世纪,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次议会改革运动中,工人阶级由早期现存制度的反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开始寻求在阶级合作的前提下,通过改革的方法实现现有议会制度的民主化。工人阶级态度的转变,不仅为英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保证了英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对印度森林的管理开发状况研究(1858-1947)

19世纪中期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本土的森林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英国议会通过法律剥夺了印度村社的森林产权,将其变为英国国有。殖民地森林局占有大片国有森林,用于修建铁路或出口,将印度的森林产业化,废除了印度传统的轮耕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将科学的森林管理方法引入印度,促进了印度现代林业学的发展。英国人在印度的森林政策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同时也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并且对生态的干扰程度加深。     

论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

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主要是指自由臣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普通法和《大宪章》以及议会法令的保护,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不得侵犯等内容。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根源于普通法和《大宪章》。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皆信奉君权神授思想,试图推行异于英国传统的专制统治。柯克秉持普通法和英国的法治传统,依据既有的议会法令对王权的膨胀进行了持续的抗争。最终,柯克起草并推动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否定了国王侵犯臣民人身权利的合法性,为保障臣民的人身权利提供了法律基础。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和《权利请愿书》成为推动英国宪政与现代法治社会形成的源头活水。     

论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北大核心CSSCI

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主要是指自由臣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普通法和《大宪章》以及议会法令的保护,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不得侵犯等内容。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根源于普通法和《大宪章》。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皆信奉君权神授思想,试图推行异于英国传统的专制统治。柯克秉持普通法和英国的法治传统,依据既有的议会法令对王权的膨胀进行了持续的抗争。最终,柯克起草并推动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否定了国王侵犯臣民人身权利的合法性,为保障臣民的人身权利提供了法律基础。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和《权利请愿书》成为推动英国宪政与现代法治社会形成的源头活水。     

16世纪英国抑奢法对服饰的管制

16世纪英国社会奢侈之风盛行,人们争相购买昂贵的进口服饰。这不但造成大量黄金外流,而且严重破坏了身份等级秩序。议会和枢密院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规定某些质地、颜色的服饰专属于某一等级。然而,抑奢法并不适应英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也缺乏坚定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所以收效甚微。但抑奢法的失败使都铎政府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由"重金主义"转变为"重工主义",却有利于毛纺织业的发展。     

阿普尔加斯与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中期,随着新模范工会在各行业的发展,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阿普尔加斯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会领导人的努力下,工会不仅成功地克服了1866年谢菲尔德暴行带来的巨大危机,而且在各阶级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推动议会在19世纪70年代相继通过了有利于工会运动的立法,使工会从此成为英国产业制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新模范工会所倡导的自助自制精神、阶级合作和劳资和解的政策,不仅为工会运动的合法化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保障。     

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与民主化进程

伴随着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深刻变化,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英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在议会改革中体现出来,而且也在城市政府改革中体现出来。英国19世纪的大众民主是在城市率先发展,并普及推广开来的。城市在此充当了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以纳税人资格确定投票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摒弃了议会选举中的财产资格条件,这是向现代民主制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一个历史进步。     

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牛津运动研究综述

一、本综述的意义 19世纪30年代,英国国教内部的一些神职人员日益感到当时迅速扩展的工业化和社会变革对宗教生活的冲击,为挽救国教的没落和危机,对抗宗教信仰自由化主张,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越来越频繁的干预,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运动.由于该运动是以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Oriel School)为中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约翰·纽曼、约翰·基布尔、理查德·弗劳德、爱德华·皮由兹等都是奥利尔学院的教师,故史称牛津运动.又由于该运动的主要主张集中在1833-1841年成系列出版的90篇书册中,总称《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所以又称"书册运动",而牛津运动分子也获得了"书册派"的别称.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教俗各界围绕政教关系、教俗关系、英国教会与天主教关系、宗教仪式和教会改革等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展开激烈论争.现代英国教会的许多特征都与这场运动有密切关系,同时,论争各方留下的大量文献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代英国劳资关系的全景透视——评刘金源等著《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

一 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现代劳资关系也最早萌生于英国.近代以来,劳资关系的发展演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与社会转型的整个历史进程.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劳资关系也一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关注英国的劳资关系.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论著中,他们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劳资关系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资关系既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契约关系",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压迫关系".资本家通过维系这种关系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对世界各国劳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宪章》在中国

2015年是《大宪章》发布800周年,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多种纪念活动。《大宪章》在西方被认为是"自由的基石"、"宪政之母",长期受到追捧。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历史,《大宪章》由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人对《大宪章》是如何认识的,如何评价这份中世纪的英国文件,他们如何试图将它与中国的变局联系起来或不联系起来?这是本文追寻的问题。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