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理解

目前,共和主义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将对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特别是共和主义者对"自由"概念的理解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深化对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回顾英国革命时期这些共和主义者对自由的表述,以及对思想家霍布斯理论的批评,可以看到霍布斯的那种"不受阻碍"的"消极自由"和共和派"避免依从"的"第三种自由"这样两种不同自由观的对立,而不同的自由观又导致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设计。因此,对于实现和保障我们的自由而言,回顾发生在英国革命时期的这场辩论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它激发起我们重新思考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或者政治体制才能使人们避免受到强制和奴役,才能切实保障其自由和权利。     

论英国的共和主义传统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所形成的优秀传统。通过异质文明的累积、基督教文明的传播和对古典政治文明的摄取,英国形成了君主制背景下的共和主义。这种特殊的共和主义,依托于多种政治群体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给英联邦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的共和主义是否能使英国乃至世界政治通向真正自由与民主的幸福之路,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论休谟的共和思想及其意义

休谟生活在一个天生自由又充满悖论的拥有独特传统的君主制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国家同时凝聚着丰富和深邃的共和思想。休谟的共和思想,不仅涉及到英国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根源和伟大传统,以及其如何以具体的存在方式影响英国政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和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因此休谟的共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

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是当时欧洲世界的中心,与经济文化方面的活跃相比,共和国在政治上相对沉寂,显示出明显的贵族化集权趋向。但是在共和主义传统影响下,佛城集权政治保留了共和制形式,维持了个人与集体、共和与专制之间的平衡,保持了社会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对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应当从两方面评价,一方面专权政治孕育的个人专制的萌芽,是佛罗伦萨16世纪以来共和主义危机、共和国覆亡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相对集中的政治对共和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聚谈”

聚谈,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组织,也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家们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聚谈"作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迈向政党的第一步,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俄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解析

赫尔墨斯主义源于古埃及的透特崇拜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崇拜的杂糅与融合,其教义包含了古埃及、古希腊、犹太教及诺斯替主义的因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出于时代的需要,对赫尔墨斯主义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他们在理论上把赫尔墨斯主义塑造成了古代智慧的代表,认为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为原初的智慧,纯洁宗教、证明基督教的真理以及赞同和实现"人的尊严"的因素。赫尔墨斯的这一形象是文艺复兴"复古运动"的延续和结果,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文主义者试图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它还与当代学者的学术构建有着紧密的联系。     

浅论古代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思想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思想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其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这三次大辩论,不仅反映出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思想的矛盾,也透露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信息.辩论者用来评价但丁是否符合先驱的几个标准(古典学权威、新文化的开拓者、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共和国的保卫者),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态度.但丁最终被奉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这件事,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在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大辩论中确立的,这也说明了从研究古籍的文化运动向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具有其内在深厚政治传统的,不尽是外敌入侵佛罗伦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内的政治斗争

威斯康星州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州之一,1901~1905年罗伯特·M.拉福莱特担任州长这段时期则被认为是为该州"进步主义运动"的奠基时期。在任期内,拉福莱特领导威州共和党内"改革派"在1904年州选举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党内较为保守的"中坚派",成为党内占主导的派别,为1905年后的威州"进步主义运动"扫清了障碍。在"改革派"和"中坚派"的斗争中,双方都调动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结果是诉诸"人民"的"改革派"获得了胜利。在进步主义改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共和党"改革派"敏锐地利用了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改造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使之从保守的"老大党"转变为顺应时势的改革政党。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

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以共和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拉厄力图开辟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新路径,对共和学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提出修正。《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不仅体现了拉厄对共和学派主将波科克的挑战与批判,而且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派别之争以及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动。他同时受到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卷入了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学派之间,"新洛克派"与共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但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两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两派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     

政治希伯来主义与近代早期共和话语的构建

在16—18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界,一些基督教学者援引《希伯来圣经》,认为古代希伯来社会就是上帝为以色列人设计的完美共和政体。这股绵延近三个世纪的"政治希伯来主义"思潮发端于意大利,随后向北蔓延,尤其在荷兰与英国达到高潮,甚至一度被纳入政治实践中。就其本质而言,政治希伯来主义是套用希腊罗马的古典政治概念来理解形态迥异的古代希伯来社会,目的是借助所谓的希伯来理想先例为近代早期反抗王权、确立共和的话语构建提供合法依据,希伯来因素从而以这种被异化甚至被歪曲的方式参与到近代欧洲政治文明的创建之中。     

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

17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浓厚的古典氛围,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古典特色,上层社会的古典修养,以及近代资源的缺乏,让共和派思想家们大量借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抨击君主专制,积极阐述共和政治的优点,并以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为基础,构想近代国家的制度与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古典传统可能直接激励了英国人的革命行动。霍布斯对古代自由和永恒战争状态的抨击,从反面体现了古典共和传统的积极作用。但英国革命毕竟是近代的产物,革命进程主要由17世纪英国的社会基础决定,而且共和派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也主要来自近代的契约理论与天赋人权。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他们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一种手段。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论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常现象及其原因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作为运动反对的教会有悖常理给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料与展示场所。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教会为了挽救本身衰落的需要,也是教会与人文主义者之间复杂关系决定的。当然,对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不宜夸大。     

解析日本侵占东北时期的统治理念及其实质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对伪满洲国进行了全面的殖民统治。为了掩人耳目,日本炮制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论"。本文从解析日本的统治理念入手,披露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实施的殖民统治术,进而揭示其宣扬的"五族共和"、"王道主义"、"建国精神"等实质。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两种城邦人口思想

古希腊城邦崇尚独特的有限人口论,这种以少为美的人口思想,与同样植根于城邦语境的理想国学说融合为一种思想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身为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沿用该范式,构筑小国寡民的城邦蓝图。但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却背离了该范式,歌颂本邦人口的增长。究其因,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缺乏城邦公民的政治实践,其对小国寡民的坚守,出自学术传承和高尚空想;而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多参与城邦政治,目睹了列国纷争、大国入侵的危局,理解人口有限是制约城邦国力的现实因素。故而,继承有限人口论,体现了一类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城邦人口思想的固守;挑战有限人口论,亦反映出另一类人文主义者为应对时势而做出的思想拓新:二者对于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观念,均具有深刻意义。     

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主义析略

19世纪早期英国的托利主义形形色色,主要有传统托利主义、自由托利主义、激进托利主义和浪漫托利主义四类。它们在不列颠社会和政治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反映出托利党不同群体的基本观点,并呈现出以后保守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