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邦国立法与16世纪德意志的邦国构建

16世纪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见证了德意志法制从中世纪传统向近代模式的转变,也见证了德意志的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德意志的法制转型和国家构建无法在帝国统一实现,却在诸侯邦国层面凸显了出来。诸侯在区域化进程中提出了立法权要求,通过政府公权力来制定适用于整个邦国的法令,瓦解地方领主和自治社区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管辖权,建立新型的政府和臣民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普通人通过递交怨情陈述书将自己的诉求转化为法律,参与了诸侯邦国立法。诸侯邦国立法推动了德意志的邦国构建,也折射出16世纪诸侯邦国的内在复杂性,从法制角度揭示了转型时期诸侯邦国的半封建、半近代性质。     

城市与德国农民战争

仅从“乡村“或“农民“的角度认识德国农民战争是很不全面的,城市与德国农民有密切联系,或者说,德国农民战争有鲜明的城市特征.16世纪初,德意志很多城市在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市民运动,它们与农民运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普通市民构成德国农民战争中一支重要革命力量.同时,市民斗争也有自己的特点.城市与德国农民战争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城乡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某些城市当局出于城市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农民战争采取了不同于封建诸侯及领主的对策.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

14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经过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绝对主义王权,都走上了君主议会制的道路,立法制度的确立引导封建王国朝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在德意志,虽然罗马法的研究对帝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多头政治的传统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大空位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在"大空位时期",诸侯逐渐确定了自己领地的边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形成了封闭且自治的邦国制度,《金玺诏书》最终在法律上确立了邦国制的合法性。邦国制并不是封建领地制的延续,而具有主权、立法以及领地的区域化等早期现代国家的一些要素。邦国制为此后宗教改革时期确立的"教随国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今天德国的联邦制政体奠定了政治基础。     

春秋时期各国间的救助

我国的东周包含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是邦国林立的特殊时期,各个诸侯国家各自为政,在《周礼》中记载的"凶礼"以及"荒礼"都明确地记载了周朝各个宗主国以及诸侯邦国之间相互救助的礼仪,儒家以及墨家等各个诸子学者思想包含了诸侯邦国之间救助的内容。在春秋的记载中,也表明,不仅仅邦国之间进行过各种盟会救助以及签订盟约救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救助实例,比如泛舟之役。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时代,邦国之间灾害的救助也往往难免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可是救灾扶困的事实也表明了即便礼崩乐坏,维系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也依旧存在,国家之间的救助多少都减轻了受灾民众的苦难,这为现今我们缓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经验。     

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

中国东北素有"林海"之称。近代以来,先是俄国以合办营建东省铁路为名,大肆砍伐滨绥(哈尔滨至绥芬河)、滨洲(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以及中俄边界中国侧森林。随之,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鸭绿江、浑江流域森林从此遭受空前浩劫。九一八事变日本独占东北后,包括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等资源丰富的林区均遭到毁灭性砍伐。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森林破坏性的殖民开发,前后攫取东北木材达4.4亿立方米之巨,致使东省铁路沿线、鸭浑两江流域森林资源消失殆尽,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重点林区也变成过伐林地。东北森林资源的锐减造成东北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空间的变迁。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

201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鄂监簋为研究西周监国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诸监之器的考述,窥探西周监国方式的变迁,以证周王在诸侯邦国之内普遍设置监官的史实。     

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

清末民初。山东农村兴盛一时的草辫、花边、发网业是在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手工业遭到冲击和破坏,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产品专供出口的新兴手工业。通商口岸的开埠和地方政府、绅商的积极倡导、支持推动了它们的外向型发展。新兴手工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发展了农村商品经济。活跃了农村市场,使农村手工业经济结构由传统封闭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其贸易活动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互动联系,加速了山东沿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值得嘉许的现实主义精神——评戚美尔曼的《伟大德国农民战争》

一 一八四一至四三年,德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威廉·戚美尔曼发表了他的著作《伟大德国农民战争》。戚美尔曼同情人民,反对封建诸侯的专横和剥削;参加过德国的一八四八一四九年革命,主张通过议会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实现德国的统一。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自觉地参与政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明清时期的岷县林木

历史上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条件,造就了岷县繁茂的森林植被。明清以来,先民与林木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采伐林木或满足自用,或外运生财,把林木当作重要的谋生手段,随之森林资源逐渐减少。上世纪森林砍伐与破坏进一步加剧,致使自然灾害频发。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有望改善岷县森林生态资源的现状。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们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村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前提下,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拉大了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了当前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主要从了农民的自发转移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以及就政府介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的时期,而邦国间灾害救助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周礼》的"凶礼"和"荒礼"中明确记载了周朝宗主国与"封建"邦国及邦国之间灾害救助的礼仪。儒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有诸侯邦国之间灾害救助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之间订立的盟约多把灾害救助列入其中,更出现过像"泛舟之役"那样的灾害救助实例。不容否认,天下大乱、争霸不息的春秋战国,邦国间的灾害救助也难免带有功利色彩,有的甚至把灾害救助作为战争手段的补充。但救灾恤邻、扶危济困的事实表明,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混战年代,维系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道德观念也未曾泯灭,而对受害国家的灾难救助,总会或多或少地减轻灾民们的苦难,有利于缓解纷乱不息的社会矛盾,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初期建设——以江苏省为例(1955-1957年)

农村有线广播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对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到1956年底,江苏省81个市、县(含原属江苏省的松江地区的9个县)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在建站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在有限的条件下保证了建站任务的完成.农村有线广播站建成后,既开展政治宣传,又服务农民的生产生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为党和政府在农村进行思想文化宣传的阵地.     

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其权力、职责的变化反映了西汉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博弈、分合趋势。诸侯国相职能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时期侧重于辅助诸侯王国的巩固;惠帝至景帝中五年期间侧重对诸侯王国兵权的控制;景帝中五年至昭帝间,侧重于中央"汉法"在诸侯王国的推行;宣帝及以后,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诸侯国相"郡守化"过程实际上是汉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国的逐步控制过程,其控制的基本方法则是国相的"替代效应"。它对于西汉前、中期中央对诸侯国王的权力调控有重要意义。     

转型中国的地方管治:海外学者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在分权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宏观背景下,经历了剧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地方管治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海外研究中国地方管治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总结了目前主流理论对中国地方管治变革的两种观点-强势的地方政府与低效的地方政府,并做出评述。研究同时也指出深化中国地方管治研究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的新方向。     

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看地方政府管理创新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衡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农民这个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研究。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必须探讨影响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因素。当前,地方政府应针对农民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针对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特点,着重在公共服务的回应体制、评价体制、监管体制、激励与约束机制、责任纠错机制等方面进行管理创新,适应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新需求,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1928~1930年陕、甘大旱,农村社会经济变动较大。连续干旱导致当地的农业歉收或绝收,灾民大量逃亡,被迫出卖各种生产资料,使得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大量耕地被抛荒,导致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大旱灾之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地权出现集中的趋势。旱灾引起陕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极端贫困化,使得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地方强人控制了乡村社会,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关键。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其概念强调农村经济重构,以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符合理论与实践要求。本文旨在:(1)梳理西方农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脉络以支撑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与路径探索研究;(2)基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理论、实践,参考相关研究方向的发展模式,提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多种实现路径;(3)讨论初级农产品生产等四条路径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系及其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并对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等三条路径的特征做了简要说明。     

时代呼唤创新——评朱孝远著《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

时代呼唤创新——评朱孝远著《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徐洋近年来,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增多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德国农民战争在德国史乃至欧洲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１９９４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孝远先生的《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