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运与漕运之比较——海运可行论

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逐渐分离后,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从南部经济中心调运必要的物质以保证北部生活所需,运输途径不过是陆路与水路两种,但是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主要运输方式却有不同。有明一代,江南粮草输往北方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海运、漕运与陆运,陆运主要是与前两种配合应用,因此相对而言海运与漕运就比较重要。海运在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时间并不长,漕运则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海运是完全可行的并且可以代替漕运而占据主导地位。     

元代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

元代的海运与河运,尤其是海运,是元朝政府应对南北经济差异,保证大都（今北京）用粮的一项重要举措。据《元史》记载,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至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的47年中,从江南起运的粮食总数约为8290余万石,起运量最多的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多达350余万石。     

半个世纪以来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研究综述

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学者发表关于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论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1部、论文9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控制的海运和民间海运研究两个方面,官方控制的海运研究在江淮往来辽东海运、江淮往来直沽海运、登莱往来辽东海运、天津往来辽东海运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尚存有不足,如:研究明代海运缺少对必要的元代海运背景的交待、缺少对必要运河、漕运状况的介绍、有些领域还是空白、已有研究领域内,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环渤海地区的海运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增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保卫与破坏——明代“烧荒”小议

作为一种御敌措施,烧荒在明代被长期执行,焚烧野草林木在断绝敌方草料物资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沿长城一带的边塞地区在持续的烧荒之后沙漠化日益严重,保卫与破坏成为明代烧荒政策的双刃剑。     

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北大核心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     

中国古代“旱魃”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旱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旱神,最初在先秦时期以天女的形象出现。东汉以后,旱魃逐渐演变为善行疾走的小鬼形象。宋元时期,民间出现了以产妇所生鬼形儿为旱魃的说法,至明代则出现浇淋产妇以除旱魃的恶俗。随着官方对这种恶俗的禁止,明代中期以后旱魃逐渐变为僵尸的形象,并由此衍生出"打旱骨桩"的恶俗。清中期以后的小说中,又出现僵尸旱魃可变犼的说法。旱魃形象的演变是中国古代普通民众与文人士大夫相互影响的结果。     

流派纷呈的明代绘画——“竹与园林石—中国明代艺术展”展品赏析

明代的绘画艺术承袭宋元，各种画派竞相崛起，对后世影响亦颇为深远。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论晚清企业管理方式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晚清时期,企业从官办管理方式到商办管理方式的嬗变是多元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正是这种转换使晚清企业管理方式迈进了近代化的门槛,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由于晚清企业管理方式的产生是对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直接嫁接,势必造成企业的发展深受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影响,这就为后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     

明代驸马的“选秀之路”

明代驸马大都出自平民家庭,如男版“灰姑娘”——年轻,俊美,有家教。然而,驸马为何会选“灰姑娘”?“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黄梅戏《女驸马》这段唱词,大多数人耳熟能详。驸马怎会是女郎?先介绍一下故事:富商的女儿冯素珍自幼和李兆廷订婚。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

明代科场评卷方式颇多争论,争论双方都各持一词,缺乏对影响科场评卷诸要素以及评阅过程的系统分析.由于评卷与录取是一个系统过程,在人为评阅过程中,评阅时间、评阅人员、评阅标准、试卷本身等都是制约评卷的因素,上述因素相互制约,不断变化,对评卷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录取标准.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雇商海运漕粮,是清代道光年间漕运制度中具有新意的重大变革。包世臣的雇商海运思想虽非首创,却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雇商海运最终能在道光年间付诸实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更是经世派官僚士子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身为幕僚的包世臣为此奔走呼吁,付出了大量努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精神,开启了道光朝大政改革重视私商力量的先河。包世臣在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超魏源。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御马监驾牌明代“弼马温”的工作证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都北京”展览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圆牌,大小略逊于手掌,上部是荷叶形的牌首和用来穿系穗带的圆孔,正面中间自一上至下有篆书“驾牌”二字,左边是四字楷书“出京不用”,右边是楷书八字“帝字伍干肆佰伍号”,都是阳文。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明代后湖的“私垦湖田”案

明代的南京玄武湖虽然与世隔绝,但也发生过几起轰动朝野的大案。例如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有一个叫张成的人买通了后湖黄册库的官吏,偷抄和洗改了本户的黄册。事发后张成被判了死刑。又如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江西省南昌府丰城县的陈质先、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