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五四运动与民族文化的充实提高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古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曾广泛影响周边国家,也曾影响到西方世界,以至于出现“东方学术渊源论”。但五四时期,则主要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移植,表现在政治思想、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要打破封建专制传统的束缚与禁锢,吸     

论苏雪林对中国神话学的学术贡献与反思

我国的神话学研究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而苏雪林作为西方人类文化学派传播理论的领军人物开始对楚辞的神话进行论证和梳理。不但融会贯通了中国"官方"与"民间"两大文化主流,而且且找到了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进而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以及"中国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的大胆发现。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其神话学贡献与反思的研究可以对苏雪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     

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运动,包括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巨大。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漠视、支持再到批判的过程,其中充满着矛盾。     

国性论、国粹论与文化的排孔开新

国性论、国粹论,滥觞于晚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们成为旧文人旧思想护圣守旧的工具;同时,又是新文化新思想排孔开新的靶子。由对于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到主张国民性改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由关注思想文化问题到关心社会主体——人的问题,这本身就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说,文化新人对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既是五四时期排孔开新文化主题的题中本义,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晚清思想史学术史固然要重视国性论、国粹论,而研究五四思想史学术史也不能忽视国性论、国粹论。     

新文化运动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更新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时过境迁,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即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实结合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五四"前后的教育改革与中国近代学校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五四"前后,我国出现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它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发展的.它不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要求.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然而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的,即认为东西文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于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也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但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也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文化内部"九流并美",共存竞争,反对儒学独尊,而且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的也是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开放态度。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兼谈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历史观

五四时期,章士钊是新文化运动强有力的反对者,其文化学理论和历史观是导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历史(文化)调和论、文化心理论、文化精英论、文化具体论等,在这些文化学理论中也隐含着他的历史观。章士钊的文化学理论受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影响很大。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鲁迅创作中的民俗视角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崩瓦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撼动。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和社会学说被逐步引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开放式地接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地重新审视。中国进入了文化的转型期,文化发展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和断裂,并进行了急遽的更新和组合：其具体表现为：它打破了以往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扬弃和颠覆。这种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完成：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俗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三是外求于他种学科。在这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新旧交锋中的文化现代化追求——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文化取向探析

自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中西文化遭遇并开始碰撞,为实现国家富强,先进分子从文化的不同层面展开了现代化追求。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要求整套文化全部现代化的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百年前这一运动所进行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建,仍能给当下我们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曾经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批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借助这份崭新的传播媒介开始了对“民主”、“科学”等新观念的倡导,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得以迅速发展。     

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原因

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思想界进入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西方进步社会意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方进步社会意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社会心理状态,对于全面地认识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历史根源是会有所帮助的。     

“五四”的思想遗产

九十一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五四”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批判继承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理性吸收外来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