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与生态文明

<正>古人造字,"生"乃"人"与"土"之交叉结合。"人"为生命,在"土"之上,"土"为基础,能生万物之"土",称为环境。故环境诞生生命,生命不离环境,二者相依相存为"生"。     

李梦阳复古理论中的“格调”与“真情”

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倡导复古,后世对于这种复古理论的评价并不统一,这种差异性来源于其理论内部“格调”与“真情”的对立,这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在李梦阳的复古理论中,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深入分析,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李梦阳的复古理论。     

从实例分析中小议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存在“自由裁量”的理由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员在对案件进行裁断时首要坚持的原则是"依法裁断",判决应该是依照法律规定而做出的,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判决时不完全依据法律,"自由裁量"情况的存在。因此承审官裁量判决的结果将是二者相统一的"情法两尽"。在下文我将具体分析为什么判决的做出会有"自由裁量"的可能。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人口发展论

本文把人口发展置于科学发展观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下,阐述二者的关系,提出用科学的人口发展观指导解决现实人口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口可持续发展,为试验区建设和发展减少阻力,提供动力,增强创新力。     

从“道论”与“理念论”的异同看近现代中西方哲学文化的分殊与融通

两个理论比较必须具备的前提是二者具有可比性。“理念论”①与“道论”③的可比性至少有三个方面：1．二者出现的历史时段和学术氛围基本相同。“理念论”的提出者柏拉图的创作旺盛时期大致在公元前400年前后,正值雅典民主制,在意识形态上有宽松的学术环境;“道论”作者老子的生卒年虽至今仍有分歧,但经多方考证,现在学界一般公认《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前后,其时“百家争鸣”已拉开序幕,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博物馆+”背景下的展览创新——关于博物馆与奢侈品牌合作展览的思考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博物馆发展呈现出与观众需求、社会资源深度融合的趋势。在多元与包容的文化背景下,牵手新技术与新业态的“博物馆+”模式成为推动博物馆行业创新发展、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驱动力。在陈列展览方面,博物馆与时尚业态的跨界合作成为一个热点现象。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与奢侈品牌选择联合举办展览,从初期伴随着质疑的大胆探索到以文化为纽带的展览呈现,博物馆延伸出更多的文化供给形态。时尚业态的引入促进了博物馆传统展览模式的创新发展与固有形象的转变。在遵循以文化为导向,主题内容为先的原则下,博物馆与奢侈品牌的展览合作实现了双赢。二者的跨界融合建立起古典与时尚、历史与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沟通桥梁,为公众带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

研治史学不仅要熟知目录学,而且要熟知掌故。掌故与目录学之融通,有助于深入认识史料自身的理路与客观性。研治史学不仅要"识大"(博),而且要"识小"(精)。"识大"与"识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二者既有趋大与趋小方向相反的离心力,亦有内在互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向心力。对史料的把握要做到"竭泽而渔",更需"识大"与"识小"兼而有之。读柴德赓先生书,寻绎陈援庵先生和柴德赓先生治学之门径,对于史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无”之基本问题.导言

在中西哲学史上,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等中外哲人洞见了三种“无”：“纯无”（命名无、非存在）、“否定性的无”（有的无）和“主体不性的无”。三种“无”各有其用：“纯无”的作用在于和“纯有”一起作为一切知识的开端;“否定性的无”的作用在于保证有的功用得以可能;“主体不性的无”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干预。与三种“无”相关的是虚假和错误的不可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常人对“无”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无”的认识和把握波及文明的影响力,并指出由于对“无”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试图让中西哲学在源头上进行对话,真正探讨二者的同异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由传统启迪新思。     

从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视角看中国体育的“海外兵团”

从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视角探讨中国竞技体育的"海外兵团",认为"海外兵团"这一现象从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一些体育项目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普及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山西省“十三五”期间旅游公路的建设情况及发展趋势分析

山西地理的自然性和客观性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旅游公路的初始走向,与景区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又增加了旅游公路的文化意义。旅游公路承载的可行性是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而其美感度又是激发旅游动机的新动能,二者的双向影响在不同的区域和阶段呈现出时空的差异。根据《山西公路统计年鉴》“十三五”期间的数据资料,文章主要分析“十三五”期间山西省旅游公路的发展历程和地区间的建设差异,对服务供给品质、技术手段的更新、功能属性的叠加和韧性交通理念的应用进行发展的研判。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又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已经退步形成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紧紧围绕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发展为主题,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它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邓小平理论还没有克分田答或没有来得及回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宪法中关于“国体”提法的变化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体制的性质。 早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国体的性质,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实行“新民主义宪政”。这一思想具体地体现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新中国建立前,毛在《论联合政     

井冈山五角星“工”字银元

2005年4月22日,笔者在某离休老人处发现一枚五角星“工”字银元,其径38mm,厚2.5mm,重26.9g。此币系采用墨西哥鹰洋版,在币面鹰右翅下加戳五角星标记,较为明显。“工”字在背面中部有侧两条芒线上,不易拓出。推断二者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标志。     

中国画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本文简述了中国画中的元素对于现代服装设计的灵感和启迪性,并着重如何发挥中国名画中的元素的优势,使其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和描述。将中国名画色彩应用到当今的服装设计中,有利于中国的服装设计行业形成自身的特色,为我们服装设计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四清”运动后期“二十三条”在山东曲阜的宣传与贯彻

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条"是一个包含着许多"纠偏"条文而同时使"左"倾理论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在曲阜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性质特别是运动重点的规定,并未引起重视和关注,而文件中有关"纠偏"的一些具体政策却基本上都落实到位,从而使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差有了较大程度的纠正。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二十三条"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窠臼,因此,依据该文件精神进行的纠"左"仍有相当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