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

在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吸收消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陈黻宸糅合中西,提出了自己的"四独""五史"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中既有对史家的要求,也包括了对读史之人的要求,其中处处透露着陈黻宸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和"新史学"的影像。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杜维运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杜维运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罗仲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他的力作《新史学》中,通过中西史学的比较,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学作了全面的批判,同时首开中国史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先河。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同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相比,比较史学研究相对发展比较缓慢。尽管...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正>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     

曲径通明:《明实录》“近代”价值的发现与赋予

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并非绝对对立,在经受"新史学"扫荡"旧史学"的疾风暴雨过后,其价值往往会受到新史学的重新确认。《明实录》作为一部为明代诸帝及其朝政作记录的官修史书和传统史籍,属于"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指责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旧史学"。然而,《明实录》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和偏重客观的编纂原则,却被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新史学"的实践者傅斯年所看重,成为他实践其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理想的重要载体,从而在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传统史书《明实录》就这样历经曲折后被纳入了近代学术体系之中。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陈垣史学思想的风格与情怀

以考带论是陈垣表达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他的考史论文善于由小见大,从小问题中透视社会历史的变动;他的史学专著或在贯通史实之后作出系统综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现由历史考证求得通识的独特风格。他在总结传统史学的过程中重视阐明学理、发凡起例,将历史文献学领域中前人考订文献的零散经验,以近代科学方法归纳为各种可供传授、研习的法则;在《通鉴胡注表微》中则对传统史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和阐发。陈垣史学思想蕴涵深厚的家国情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其思想主旨是大力表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提倡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史著中以古讽今,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20世纪50年代以后,其爱国深旨则反映在确立了学术研究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方向。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