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三原唐碑考

陕西省三原县现存有七通唐碑,分别是：永徽元年（６５０）的《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兴碑》、麟德元年（６６４）的《大唐故越州都督于德芳碑》、乾封元年（６６６）的《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志宁碑》、咸亨元年（６７０）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淄川公李孝同碑》、圣历三年（７００）的《唐明堂令于大猷碑》、大历五年（７７０）的《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将军赠扬州大都督臧希晏碑》、贞元二十年（８０４）的《唐故剑州长史赠太仆少卿汝州刺史陇西李广业碑》。七通唐碑中署撰、书者姓名的分别是：《于德芳碑》由于志宁撰、…     

张骞通西域丝路有题碑

文章通过对《新疆图志·金石志》、《西域水道记》、《西行日记》三本史书对《张骞碑》碑文的记述对比,考证了四个问题《西行日记》的记叙最早,最详细、完整;张骞通西域有题碑作证;题碑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立;题碑是一块界碑.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校勘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现立于保定市的古莲花池内,是莲池收藏的年代最早、书法价值最高的碑刻,近年《河北金石辑录》、《古莲池碑刻萃集》、《保定名碑》等书籍先后载入此碑,并收录有碑文。笔者通过与原碑的新、旧拓本进行对照,发现了录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玄秘塔碑"出土"前后

方若《校碑随笔》间接提到玄秘塔碑的出土。说该碑最旧的拓本是“初出土拓本”。玄秘塔碑是不是出土的?什么时候“出土”?如何“出土”?     

从《样式雷诰命碑》简说第五代“样式雷”及其后代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成就

《样式雷诰命碑》全名“《蟠龙纹‘奉天诰命’额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命碑》”,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第五代传人雷景修诰封碑,原存于样式雷家族墓地,后被北京市海淀区博物馆征集收藏,现借展于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文章以在展《样式雷诰命碑》实物为研究依据,通过其上记录和反映的信息进一步研究样式雷家族、样式雷与清代皇家园林关系、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及成就。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     

唐太宗御碑

在晋祠的参天古柏之中,掩映着一通稀世国宝碑刻,它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的《晋祠之铭并序》碑,俗称唐碑。     

《郑文公碑》综论

《郑文公碑》自宋代被发现,清代被重视,多少年来,考证、评论不一。本文综合各家观点并参以己见,全面、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该碑的时代背景、书风特色及其地位、影响,认为该碑堪与《瘗鹤铭》一北一南,并列为六朝碑刻双绝。其作者郑道昭理应视为与王羲之齐名的大书家。     

东魏《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考释

东魏《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是一通流失海外的名碑,它集造像雕刻、书法艺术和佛教文化于一体,具有珍贵的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该碑拓本的年代考释、造像组合、造像题名及造像铭文等几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考证和论述。     

元代《重建风后八阵图碑》碑说

本文以《重建风后八阵图碑》为底本,考证了《风后八阵图记》的异文,显示《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文献价值。《重建风后八阵图碑》是研究中国古代兵法和独孤及文学创作的珍贵实物资料。     

《大唐易州铁像碑颂并序》碑补正

河北省易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大唐易州铁像碑颂并序》碑,笔墨婉畅,刚柔相济,结构精严,是唐代写碑名家苏灵芝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保定名碑》等书籍先后载入此碑,并收录有碑文,本文在与原碑文对照的基础上,对录文中的误辨字、误用标点及误断句分别进行了校正。     

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

武景碑是19世纪后期发现于越南芽庄的梵文碑铭。虽然学术界有诸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该碑撰写于公元三世纪,与同时期南印度的梵文碑铭拼写类似,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碑铭。武景碑梵文书写流利,语法精准,说明该碑是由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所撰写。武景碑是印度婆罗门为本地的释利摩罗王室家族撰写,铭记该王室对神的捐献功德。武景碑体现出东南亚"印度化"早期印度文化阶层与本地政治首领结合的特征。武景碑所在的芽庄地区长期由占婆人占领和居住,但在三世纪时,这个地区不属于区连所建立的占人国家林邑所控制,而可能属于南方扶南人的势力范围。     

从图腾崇拜看上林唐碑碑主韦氏祖籍

发源于大明山之巅的澄江,挟名山之灵气,从西北向东奔腾而去,至“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的汇水河相聚,汇成清水河,生出一派绿水如带、远山含黛的旖旎风光。尤其是洋渡至覃排段,更是风光秀丽,江水如蓝,翠峰如簇,碧野似茵,宛如人间仙境。而座落在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以下简称上林两唐碑）,也从“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况中渐露出其内涵丰富、具有很高历史化价值的真面目。     

《雁塔圣教序碑》之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

《雁塔圣教序碑》将"太宗序文"和"高宗记文"各刻一碑,分别龛置于慈恩寺塔门的东西两侧。两篇碑文之末,书碑者褚遂良之署衔不同,前者署"中书令",后者署"尚书右仆射",对此后人众说纷纭。本文依据该碑的时代背景、碑文内容、二碑的形制规格及褚遂良的任职情况,通过合乎逻辑的推论,对序、记二碑上褚遂良署衔何以不同,提出一种合理解释。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造像碑

本文介绍的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以三组佛造像为碑的主体,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阶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萨。文章意在说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礼佛风气对于三阶教的影响可能是始终的,同时通过造像内容,对这通唐代三阶教造像碑的相对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断。     

释读馆藏拓本《任城太守孙夫人碑》

本文针对《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的刻石年代加以考证,释读碑文,对馆藏拓本的年代做出分析鉴定,在流传过程中的相关人物简要介绍,据此揭示了此拓本的真正历史文献价值。     

文献所见《宋璟碑》考略

《宋璟碑》是颜真卿所书的名碑,在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历代著述中对于《宋璟碑》的记载不一.本文从历史文献入手,论证了《碑侧记》虽不著书者姓名仍为颜真卿所书.但原碑很早已经不见于世,行世的其实是水平低劣的“范致君翻刻本”,而且无论是翻刻本还是原碑都被剜刻.     

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的性质、年代与渊源——兼论“雕龙碑三期文化”

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是该遗址发现的最丰富的遗存,其特征与前两期遗存明显不同。本文根据目前所发表的雕龙碑遗址第三期遗存及相关材料,就这类遗存的年代、性质、渊源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这类遗存是屈家岭文化早期流行于汉水中游和汉东地区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雕龙碑三期文化"。它是在"油子岭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后被屈家岭文化所取代。     

平遥应润庙元代《梁公祈雨灵应记》碑考述

《梁公祈雨灵应记》碑由元代平遥县教谕张翼撰文,原存立于平遥应润庙内,现庙与碑俱毁不存。康熙四十六年和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均收录该碑碑文,其中记载了梁公天翔应润庙祈雨灵应一事,并介绍了平遥梁氏家族的辉煌,特别是雩祭习俗观念和演剧活动。通过对该碑的考述,深度挖掘碑文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发现其作为元代平遥民间社会雩祭及演剧活动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