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家族的双重变奏——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南昌房产契约文书解读

江西省博物馆藏契约文书中,有数十张清代、民国时期南昌城区内房产契约文书。光绪二十三年《李世恩堂杜卖店屋契》揭示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家族对官地的开发与利用;同治至民国时期凤凰坡店屋卖契,反映出商业家族的兴衰与城市面貌的变迁;道光至民国时期的干氏家族杜卖店房契折射出居住于干家大屋的干氏家族的兴衰之路。这些店房宅契见证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南昌城市与家族的历史。     

记新发现的徐水连氏家族契约文书

河北省徐水县新发现一批连氏家族契约文书,时间从清康熙至1952年,内容包括土地买卖契、分家契和土地房产等,共24件。这批材料对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契税制度和经济状况以及民间的土地买卖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乾隆、同治、中华民国和建国初年的官制契纸,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为研究当时的契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汉末年交州士氏家族兴衰之原因浅析

东汉末年,皇室日衰,地方群雄并起,皆欲争霸天下。当此乱世,交州士家趁势而起,其家族雄踞交州,势力盛极一时。然而,士家虽称雄交州要塞,但在东汉末年之乱世,其却未参与争霸天下,仅致力于保存交州一隅之安宁,并最终在东吴势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综观其兴衰之原因,既有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之缘故,也有其自身与别不同之因素。     

东汉安陵班氏家族的文学成就

东汉安陵班氏家族是当时有名的学术大家。他们在文学、史学上的突出成就,对东汉文学、史学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尤其是班氏家族中的班彪、班固、班昭,文史成就显赫,对后世文学、史学影响深远。     

眉山苏氏家族教育探析——以三苏时代为中心

在科举制进一步完善的宋代,作为一个普通庶族地主家族,眉山苏氏因其应时、得法、成功的家教而崛起。围绕科举而进行的苏氏家教,培养出了苏涣、苏轼、苏辙等进士出身、以文学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为苏氏家族在文学、仕途上作了铺奠。三苏子孙凭借家族背景,或科举入仕,或荫举得官,维系着苏氏家族不至迅速衰落。另一方面,苏氏后裔于仕途虽不显达,却在文学经术上见知于世,形成著名的苏氏家学。可以说,良好的家族教育是眉山苏氏家族振兴、维系的文化保障。     

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

北地傅氏家族是汉末至西晋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东汉时北地郡遭受羌胡侵逼。郡境迁移,人民流散。为了谋求较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傅成子孙徙居清河。永嘉之乱后,傅氏家族的两支先后渡江南迁。傅氏家族的化面貌表现为明显的北方大族特征,在家风方面,重视宗法血缘关系,讲究孝道,注重事功而勤于政事。其学风与家风互相渗透和融合,表现出保守趋向。当汉魏易代之际,傅干从舆论宣传方面强烈谴责曹操的篡代行径,他本人也以身殉道;而在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夺国的过程中,傅嘏和傅玄自觉地加入到司马氏阵营。傅氏家族的活动表明,在前后两次皇权转换的过程中,大族势力的政治动向及其所起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     

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分析——以汾湖柳氏为例

本文以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分析了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     

契约文书里的“典”——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

在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数千件契约文书中,位于江西省中南部广昌县的张殿酬家族契约文书整体性强、归户性好。该批次文书共计65件,其起止时间从清雍正元年(1723)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中有多件书写为典卖水田契的文书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据此,文章将结合契约文书本身对典卖展开探讨。     

墙盘、迹盘之对比研究——兼谈西周微氏、单公家族窖藏铜器群的历史意义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资料,它对于钩稽补苴古籍的缺佚和不足,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西汉以来,西周青铜器就不断被发现,早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泾渭流域的关中地区,作为周族的发祥地和西周王畿所在,出土青铜器数量尤多,其品位之高、内涵之丰富,久负盛名。     

太行抗日根据地换订契约研究——以土地契约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主要通过换订租约、清债换约和确权立约三种方式领导民众换订契约。县政府是确定土地产权的主要核定机构,村级农救会与村减租委员会等乡村职能机构是开展换订契约的基本单位。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一些乡村守旧地主不愿换约,以及部分干部工作失误,土地政策的实施一度受阻。中共通过启发民众抗争心态、提升干部的群众意识等方式应对,最终有力地推进了政策的实施。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实践历程,以及注重实际、权力下移乡村和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文化特征。     

清代北京地区松江银兴衰及其影响——以首都博物馆藏契约为例

<正>清代,白银是主要流通货币,多以银锭（或碎块）的形式参与流通。清政府对白银采用放任的政策,银锭的铸造“皆听民便……故其成色、重量、大小,及名目称谓,各随其地,各因其用,而自成其一种之名称、之重量、之成色”^[1]。其中,北京地区出现松江银,并成为民间交易通用银色标准。松江银的广泛使用,促进了该地区白银的流通,对北京及周边地区民间交易货币组成产生较大影响。     

浅谈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以房产政策的执行为例

住房问题与国民生活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众所周知,面对当前房价迅速上涨带来的压力,政府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出台的政策也是一波又一波,但始终未见或是为长期持续出现房价下降现象。当然,这与政策从产生到终结的整个过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本文就房产政策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做一下探讨,对该现象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怎样在政策执行中尽量减少甚至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提出一些自己建设性的看法和建议。     

清代湘西社会变迁与白帝天王信仰故事演变——以杨氏家族为例

乾嘉苗民起义后,清王朝在湘西地区实行的屯政极大加剧了民间完粮纳税负担．使大众对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更为渴望。白帝天王信仰的祈雨功能以及天王与龙神的关系由此凸显,并影响到乱后重建的杨氏家族。在结合其他家族世系和民间传闻后,一个与清前期家族叙事差异很大的故事被杨氏创造出来,并机缘巧合的进入地方志．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一种普遍流行的地方话语。     

论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土地流转——以黑水城出土西夏契约为中心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契约表明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土地以买卖、典当、租赁的形式流转。通过流转,土地被寺庙和大地主兼并。寺庙和大地主利用经济上的优势,通过粮食借贷的高息、土地和牲畜租赁的高额租金,迫使农民破产,不得不低价卖掉土地。西夏法律对土地流转的规制有利于处在经济强势地位一方的寺庙和大地主。土地的流失使西夏晚期的社会矛盾突出,是西夏衰亡的原因之一。     

人文生态与城市兴衰的历史观察——以清代广西边疆城市为视点

通过刻画清代广西边疆的人文生态与城市兴衰的历史全景,证实人文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环境因子,对城市兴衰有重大影响。     

清代河西走廊与河岷洮地区契约文书的类型及其区域性差异——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史研究之二

清代河西走廊与河岷洮地区契约文书,主要包括房屋买卖、土地买卖、土地出租、土地出典、林木买卖、土地捐赠等类型。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区域的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契约文书要件相同;契约文书的内在精神相同;尊崇佛教的意识相同。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治理模式不同;寺庙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河岷洮地区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较强;河西走廊民众的水权意识较强。对上述两个区域的契约文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化清代甘肃历史文化以及丝绸之路契约文明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宁波契约文书中“更田”类用词的解读

《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孙伟良主编,王万盈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收录了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奉化县岩头村及其周边地区土地买卖文契400余件,它们大多属于民间白契,未加盖官印和履行纳税手续。典买土地人主要是奉化县岩头村大土地所有者毛坤山,典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绝止符号研究——以“行”形为中心

石仓契约文书篇末有"行"字及"行"形符号,其他地区明清契约文书也有类似情况。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的此类符号与敦煌契约文书绝止号一脉相承,是符号文字化的具体表现。其来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家族地域身份观念的转变——以新见吕祖谦家族墓志为中心

两宋之际,南迁士人客死异乡,藁葬现象普遍。绍兴和议后,吕氏家族与众多南迁士人家族一样,由辗转走向定居,进而营建新的家族墓地,原藁葬改卜成为祖佻,地域身份逐渐转变。定居后的南迁士人努力重构新的地域身份,经营地域关系,融入新居住地社会。墓志中记载的旧贯及对中原祖茔的追溯则成为家族共同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变迁、子孙的繁衍,至南宋中后期,墓志中残存的家族记忆在南渡后的吕氏家族第三代及其以后家族成员的墓志中逐渐淡化乃至消失,“旧贯”则成为家族成员仅存的记忆,而“藁葬”变“祖茔”,“异乡”成“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