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研究

本文主要从贵州明清时期人口迁移概况,汉移民与贵州世居少数民族的关系,汉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围绕移民的形式及明清两代移民的特点,汉移民与土著居民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相互同化融合的现象以及移民对促进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封闭局面的打开几方面来展开明清时期贵州的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     

论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以明奢香驿道线路为研究个案

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是多层面的,既有作为驿道整体的文化价值,包括散落其间的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及因驿道而产生的不同区域间交流、对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有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和驿道沿线自然景观、人文遗迹等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旅游价值。     

明清时期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播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山川险峻,是典型的边远山区。明清之际,贵州的交通虽然非常闭塞,但并没有阻隔外来化的传入,基督教在贵州的传播就是一个实例。明末的永历王朝最先接受了天主教,使之传入贵州;鸦片战争之后,贵州发生了一连串的“教案”;清末基督教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苗族最高化区——石门坎”。这三件事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思考。     

明清时期江右商帮与贵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贵州商业经济产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江西江右商帮的兴盛时期,赣商进入贵州,对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贵州在为外来商业文化提供活动平台的过程中,本身的商业经济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明清时期贵州冰雹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冰雹灾害是贵州地区比较主要的农业灾害。文章在明清地方志、今人所编撰的灾害史料汇编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冰雹灾害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主要集中在清代后期(1830-1910年);(2)冰雹灾害在季节和月份上分布不均,从季节变化来看春季冰雹最多,而冬季冰雹最少;从月份变化来看4月冰雹最多而9月、11月、12月、1月、2月冰雹最少;(3)冰雹灾害主要多发生于中部以西地区即今遵义、安顺。黔南州等地。文章所探讨的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对当前该区域的防灾减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的书斋文化

明清时期是我国中文史上的鼎盛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这些都为人文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些“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在社会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而优则仕”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读书、藏书成了人们所尊崇的社会行为。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浅谈明清时期梳妆文化

文以明清时期的梳妆文化为主题,探讨了其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和影响。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兴盛,梳妆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分析,对明清时期梳妆文化的历史、特点、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

明清岭南地区 ,聚居了瑶、壮、黎等少数民族 ,其婚俗文化内容 ,丰富多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岭南少数民族社会文明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本文利用有关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民族学材料 ,试图从宏观上对明清时期岭南各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所表现的共性与特点进行探讨 ,以归纳总结岭南少数民族婚俗文化的特色与发展规律 ,对于婚俗文化的形成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也作了论述 ,为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民族文明文化的发展 ,提供历史借鉴     

明清复仇评议的文化审视

明清人们对于复仇义举,在新时代背景下有了重新审视和价值发掘.以古证今,借史生论,对复仇主体予以宽纵处理的认同与争议,都体现出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努力.1、对动物复仇的载录和重视;2、对同一复仇事件不约而同的载录或复述,异文众多;3、对前代有定评的复仇事件,进行重新审视评定;4、从社会效果着眼,对弱小伤残者复仇的深切同情;5、对盲目肯定复仇、效法复仇的非议.     

明清时期福建文化地域格局的演变

探讨区域文化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关键,在于该区域文化中心的确立与相应地域层级的形成。本文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福建各主要文化区域、文化中心的变迁与特色,以及福州省级文化中心的确立过程,揭示明清福建文化地域格局是行政空间体系和经济空间结构双重作用的产物。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明清边疆社会的习俗互化——以海南女性生活为例

不同族群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奠定了边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汉以后,大陆移民就不断进入海南,他们在与其他族群共同开发海南的过程中也渐渐互化了习俗,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衣着服饰等领域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汉黎风俗互化起了积极作用,在明清时期最终促成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习俗的形成。     

明清时期潮州粮食供给地区及路线考

明清时期, 潮州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粮食日益不能自给, 不得不到本地区之外购买粮食。随着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大, 江西赣州, 广东雷州、琼州、高州, 福建厦门、台湾, 东南亚暹罗、越南等国先后成为潮州粮食的供给地。粮食供给地的变化, 引起贸易路线的变迁。潮州粮食贸易亦与潮州华侨出国有很大关系, 潮州的粮食贸易形成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规律。     

试论明至清前期黔中城镇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重点,多集中在中原、江南、口岸等城市,不关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的历史状况,因此很难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起源、类型、特征总体的科学总结。笔者在日常文化遗产调研的业务工作中,发现贵州城镇中保留下来可供我们作为文化遗产观察、分析和研究的古代城市建筑物、街区、城垣等遗产已所剩不多,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城镇历史遗物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所知甚少。本文拟就明至清前期黔中地区的城镇发展史做一点粗浅论述,以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居民以不同方式纷纷移居和开发中国近海海岛,使中国近海海岛的开发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开始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本文对明清时期海岛的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就海岛开发模式的差异性及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婚龄是反映明清徽州婚姻习俗、观念和缔结行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地方志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予以量化考察,探寻其普遍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女子婚龄的因素,分析女子婚龄的高低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