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

清代是中国疆域稳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西北地区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交通体系也形成系统。除京师通西北的"皋兰官路",沿明长城东起京师,西展至肃州、酒泉军站的北边道路也进一步形成。交通道路的开辟,加强了西北与东南省区的贸易往来。清前期在官方贸易主导之下,逐渐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以西安、泾阳、三原为全国性东西货品的加工与转运中心,以兰州为二级货物分销点,以西宁、哈密、宁夏、古城等地为三级批发市场,形成西北地区大宗货品茶叶、布匹、海岱杂货以及西北地区毛皮、药材的东输西运中心。乾隆以后,伴随官方贸易逐渐减弱,商人力量加强,这种市场体系更加稳固,直到近代,开埠通商、铁路运行以及西方商行的介入才逐渐改变了这种贸易格局。西北五省经济上的一体性进一步促成地区行政体系的整合,建国初期中国行政大区规划方案将西北五省作为统一体,主要基于五省经济结构的一体性。     

第二届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协作会议在甘肃天水召开

第二届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协作会议于 2 0 0 2年 8月 4日至 7日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中国钱币学会王永生副秘书长、甘肃省钱币学会杨明基会长、人行兰州中心支行陶君道副行长、人行天水市中心支行王小平行长、甘肃省钱币学会缪普昌秘书长 ,来自西北五省区钱币界代表 6 4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交流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工作的经验 ;研究西北地区货币经济、货币金融发展的历史以及丝绸之路货币在国内外的影响 ;探讨今后学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钱币学术研究如何为现实金融工作服务。会议收到钱币论文、资料 2 6篇 ,…     

资本资源与西北工业化的历史走向

工业化是西北地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关键。笔者认为，要促进西北经济发展，必须研究西北工业化的基本物质条件，正视由于缺乏历史性准备所造成的困境。尤其是追溯资本资源的形成，总结西北工业化过程中资金使用的经验教训，为资金平衡提出对策，建立解决西北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述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痛感东北之沦丧与民族之危机,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国民政府曾设想依靠西北为长期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并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希望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以增强抗战的力量,西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随之提出。时人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启发意义。     

21世纪我国西北地区旅游业发展策略

本文通过对西北五省区旅游业现存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分析,指出21世纪西北地区旅游业进行旅游形象、旅游线路、旅游产品开发等的设计方向,并认为加强旅游宣传、旅游管理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西北五省联合打造丝绸之路旅游品牌

<正> 2006年西北五省旅游协作会议于近日在西安举行,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北五省将联合起来共同携手,形成跨区域合作,强势打造"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品牌,共同提升西北地区的整体形象。西北五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如唐蕃古道旅游线、青藏铁路旅游线、黄河风情旅游线及自驾车、徒步探险、登山等旅游项目。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国、印度、希腊、波斯等文明相互融合,同时加强了汉族和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习俗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形式,成为西部地区人文旅游资源的精髓。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大西北的主要旅游路线,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和建设,基础设施正在完善,已经成为中国诸多旅游产品中极具吸引力的一条主题线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如今依旧绽放魅力,神奇美丽的大西北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的热点。国内外旅游者的至爱。为推进中国丝绸之路旅游的再次崛起,再度辉煌,西北五省共同携手,在五省区范围内打破区域限制,相互开放市场,强势打     

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

皮毛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畜牧产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通商,在天津口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下,大量西北皮毛通过黄河水运汇集至包头后再通过平绥铁路运至天津出口美英等国,皮毛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量西北皮毛的出口也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业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但抗战爆发以后,西北皮毛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路线改为向西汇集兰州后再通过甘新公路或甘新大道运至猩猩峡出口苏联,使得苏联取代战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皮毛进口国,这也直接推动了战时中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战时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较战前出口运输路途艰险,加上战时出口市场萎缩等原因,造成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较战前减少。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的减少,迫使部分皮毛出口转内销,西北皮毛业从战前外向化开始转为战时内向化。西北皮毛内销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大后方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战时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新的动力因素。     

论我国西北佛教文化格局的历史变迁

佛教是在西北地区传播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汉魏至隋唐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西域、河西、陇右、关中、陕北和陕南六大佛教文化区。1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异军突起,西北佛教文化的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宋元明清时期,西北佛教文化区域由天山北部藏传佛教文化区、甘青藏传佛教文化区和汉地世俗佛教文化区组成。新的西北佛教文化格局产生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趋于定型,从而奠定了近现代西北佛教文化分布的格局。     

1931-1937年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

193l～1937年局部抗战阶段,面对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措施,推动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西北金融业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国家金融势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地区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这对于调剂西北地方金融、扶植和开发区域经济、促使西北金融体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西北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西北五省区联手打造丝绸之路太旅游区

10月13日上午,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旅游局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西北五省区及兵团旅游协作区联合合作宣言》（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宣言》）,将共同打造丝绸之路大旅游区。     

20世纪5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内地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均产值低;资金紧缺,但资产相对集中;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通过对我国经济建设投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布局、项目结构、主体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设规模不能超过国力许可的范围,急于求成必将适得其反;综合平衡应从短线出发.     

“文革”时期放权改革对东北工业的影响

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倡导的放权改革,是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又一次探索。东北地区作为最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此次放权改革对其影响甚大:一方面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推后,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东北五小工业的大发展。此次放权改革背景下的东北工业体制经历了由收到放的不成功探索,其运行则经历了一个停滞与推进、徘徊与勃兴的逆向互动过程。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

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格局及其变化

本文从工业行业结构角度入手,以东中西为研究单元,结合全国30个省市,运用集中化指数、罗伦兹曲线等方法,分析1990年以来,中国工业行业格局和区域布局的变化情况,指出:东中西地区行业部门渐趋完备,但部门间发展不均衡程度加深;电子、机械类制造业在工业中的地位上升明显;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区际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     

Soft power,global governa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rising powers: the case of China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oft power of the rising powers and it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llow rising powers to shape the structures of thei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ore specifically, studying the case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of the movie industry, my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rrent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film industry, as well a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film market. I further aim to draw up an inventory of China’s role with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inally, I aim to highlight the global cultural competition that China faces, emphasizing the practice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d Hollywood. I argue that even if China is the current centre of gravity within the world economy,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order to shape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battle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Role of the Eastern Reg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s, including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Kazakhstan and Central Asia, has been hampered by manpower shortages (excep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high cost of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generally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source development are viewed as a sound basis for further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Eastern regions, focusing on fossil fuels and electric power and on industries consuming large amounts of fuel and power (nonferrous and ferrous metals, some chemicals, and forest products). In view of the need for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imary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some manufacturing, particularly heavy machinery industries and pulp and paper. Savings in construction could be achieved by investing in territorial-production complexes with interrelated industries and common engineering and transport systems.     

我国北方沿海地区和京、津两市的发展

环渤海省、市规划区是京、津两市发展的主要区域经济基地。本文在分析该区资源、经济和区位的基础上论证了两市在我国的重要职能、发展基础和条件,以及彼此的比较优、劣势。
环渤海地区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好,交通运输地位重要,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便宜,投资环境改善,在下世纪初将可成为我国开放发展的重要地区。
京、津两市相距很近,可以发展成为集合城市。其经济和人口规模将超过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此,两市应协调发展,合作建设,共同形成我国北方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心城市。当前的主要发展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节水型产业,建设节水型城市;合作建设京津高速公路沿线高新技术产业带;共同开发塘沽滨海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在引进技术的行业构成、规模、项目建设的实施和技术的消化乃至技术创新机制、成效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五”时期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机制被严重干扰,群众运动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格外活跃,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学会了自行制造一些成套设备、生产工艺,但并没有从产业部门或行业整体上真正实现引进基础上的再次创新,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

1965年,我国广大农村还没有彻底改变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围绕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建设目标,卫生部长期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城市,为此,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不仅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群众观点和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的反映,更是出于他对当时战备形势的考虑。“六·二六”指示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巡回医疗的深入开展和合作医疗的推广与普及,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今天重提这一指示,对于审视当下的医疗卫生改革,加快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