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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笔者应阚维雍烈士海内外亲属请求,为烈士寻“根”,得见民国十年(1921年)刊行的《阚氏宗谱》残本数卷,意外发现该宗谱首卷有两篇序文,一篇是王揖唐撰《合肥阚氏新修家谱序》,一篇是孙中山撰《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两序皆1920年4月写于上海。经检索现有孙中山著述,均无此篇序文,始知该序为笔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佚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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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族谱中的张廷玉佚文一篇、汪由敦佚文二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张廷玉为济阳江氏作谱序,反映其史学观。汪由敦所作谱序一篇,反映其谱学观,并记述了相关宗族人物行迹;所作胡集行状一篇,反映徽商对宗族及社会的参与及控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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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才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3):45-47
清乾隆十五年刊《禹山仁村竹氏宗谱》是一部未见著录的罕见版本,书前所载王十朋《东海竺氏家谱序》、朱熹《宋驸马淮宁伯文甫竺公行状》更是不见于两人文集与年谱的重要佚文.堪补《宋史》、《嵊志》与二人文集、年谱之缺,对研究嵊县禹山仁村竺氏一支姓源变迁以及此谱编纂缘起.与夫竺简生平大节、朱熹政治思想倾向,均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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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渐江,为明清间著名的山水画家,世人但知其善画,而鲜了解其为人.因为有关史传著录,于其生平行状,大都艰涩隐晦,曲折闪烁,致使迄今对他们了解,与其真实情况尚有距离.但在许多著录中,对其里居世族交待还算明白.或谓其为“歙人也,俗姓江”,或谓其为“歙之桃源人也”,“俗姓江氏,为邑中鼎族.”按歙邑有两江氏,其一为肖江,先世本性萧,唐时有萧禛者,避乱渡江至歙之篁墩,乃指江为姓,是为萧江.其一为济阳江,其先世封于江,居济上,后世以济阳为宗地,唐时有江湘者,为建康刺史,爱新安山水,因以为家,是为新安济阳江氏.由于一地而有二江氏,于是渐江的族属问题,又颇多争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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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州志》十二卷,清嘉庆三年(1798),州人李台(字南有,一字笠山)请于署理知州冉廷淑倡修,州人王孚镛(字序东,一字鹤轩)纂。嘉庆五年(tsoo)书成付梓,道光十三年(1833)增补。一九六五年十月贵州省图书馆根据贵州省博物馆藏增补刻本复制,并据本馆所藏旧抄本、乾隆《贵州通志》、民国《黄平县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校补。卷首有候补同知、借补镇远府清江通判、黄平州事长沙周有声(字希甫)序,作序时署思南府知府。嘉庆四年(1799)瓮安傅玉书(字竹庄)序。嘉庆五年署黄平州知州、清平县知县、会稽冉廷淑(字南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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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位爱好翰墨的书法家和书法评论家。作为初唐统治者,他以帝王之力对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推广,以及他的书法成就和审美思想,对唐初书风起了导向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书法之所以能达到峰巅极致,与李世民的喜好提倡是密不可分的。现存《晋祠之铭并序》代表了他的书法成就,从中可以窥见其书法审美趣味,揭示初唐崇王风尚与尚“法”成因。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陇西成纪人。他雅好书法,师虞世南,尤喜王羲之的书法,曾收集天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以充内府。宋朱长文《继书断》卷上列太宗书为妙品。其传世书迹有《晋祠之铭并序》、《温泉铭》、《屏风碑》等。《晋祠之铭并序》是一通石刻碑,碑在山西晋祠博物馆。唐贞观二十年(646)正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巡幸晋祠时亲自撰文书写而成,同年上石立碑于唐叔虞祠前,乾隆时移基东侧南向。碑高3.55米,宽1.22米,厚0.26米,碑额“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为太宗飞白书,碑文为行书,28行,行40字至50字不等,碑题、铭序共1203字。碑阴有长孙无忌等七大臣的衔名。因至明朝中叶李世民亲书的唐碑下部已剥蚀漫漶,有的字已不可见,清乾隆三十七年,依照旧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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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总龟》,(宋)阮阅编,是今存宋人编辑的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原名《诗总》,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长期以抄本行世,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闽中始有刻本,改名《诗话总龟》.从此,《诗总》即以《诗话总龟》之名见于诸家著录.宋刻《诗话总龟》久已亡佚.今见传世最早刊本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月窗道人刻本,鄱阳程珖校.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海盐张嘉秀序,郴阳李易序,次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次各卷分类目录.末卷有程珖跋,又有写书贵溪姜辅周、刻字鄱阳丁祖、朱、乐平胡暹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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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来在进行宋以来德兴地区的家族与地方社会研究,同学李玫向我提供了她在德兴市新岗山镇新建村隆教寺见到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隆教寺讼案碑》及《德兴新建程氏宗谱》、《海口董氏宗谱》、《余氏宗谱》等相关资料。该碑刻的内容对了解宋以来德兴地区的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变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谨将原文抄录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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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考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一、在安徽合肥地区首次发现孙中山佚文1993年5月,我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合肥阚氏家谱》(民国十年刻本)残卷数册,该谱有序文二,一为合肥耆宿王揖唐作,一为孙中山作,写序时间皆为1920年4月上旬,地点皆在上海。从现有资料看,孙中山一生只为两部家谱写过序,第一篇即此序,《孙中山全集》未收。第二篇是1923年应湖北人詹大悲之请作《五修詹氏宗谱序》,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孙中山何以写此序?序中有说明:“阚君兰溪,从余治军有年,劳于国事,口不言功,有冯异大树之风,顷偕其族人……呈其新纂谱稿,请为弁言,余欣然嘉许。”原来,孙中山是应部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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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士庶(1692?1751年),字循远,一作洵远,号环山,又号小狮道人,一作小师道人。新安(今安徽歙县)籍,家维扬(今江苏扬州),《清史稿》有传。方氏出身盐商,由于个人的际遇和努力进而掌握了传统文人赖以立命的诗文书画,并最终以此名世。其诗名享誉维扬,《墨林今话》载"乾隆初年扬州诗人有前五君,盖指环山、樊榭诸公也。"曾多次参加当地文人的诗文雅集。其诗作格律淡远,如其画,有《环山诗钞》行世。至其书,金农《冬心印识》中说"环山先生以书法名芜城。行楷结构严密,纯学思翁,临池之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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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前东西两侧碑亭内现分别立有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御碑,然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的《敕建隆兴寺志》中,二碑亭内竖立的分别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制隆兴寺碑》汉、满文碑,二碑碑阳、碑阴的现状与记载明显不符。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此状成因系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四十六年(1781)隆兴寺奉敕大修时,钦工周元理为将乾隆御碑立于寺院显要位置,将原康熙五十二年(1713)满文碑碑阳文字打磨掉,改刻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于其上,碑阴亦随之进行了改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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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统宗谱法与徽州谱法发展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明成化年间程敏政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为徽州谱法以及谱系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谱法既强调谱系文献考证的意义,又强调世家统宗的宗法收族主张,对徽州谱法以及谱系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大。正是在对程敏政统宗谱法的讨论与批评中,徽州宗族形成了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的徽州谱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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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重修岱庙记》碑为岱庙现存唯一一通满汉合璧碑刻,碑文为乾隆皇帝御制御书,对清代未行封禅之举的原因做了交代;在考证岱庙创建历史的基础上,高度评价了岱庙在历代皇家的地位,并阐明了重修岱庙的原因。岱庙所在地区并非满族集聚区,也不是政治权力中心,乾隆皇帝在此敕建满汉合璧碑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民族交流,而且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意图,折射出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心理、民族意志、民族关系策略等多方面的信息。乾隆《重修岱庙记》碑是清朝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珍贵史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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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江阴县志》收录钱谦益《陈江村集序》《送江上李生隐破山》,光绪《刘氏宗谱》收录钱谦益《题刘怡荆诗帙后》《寄柬澄江刘怡荆》,皆不见于钱仲联整理的《钱牧斋全集》,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集外佚文。《陈江村集序》《送江上李生隐破山》的幸存是文学与政治斗争的残留物,其发现皆与江阴陈氏有关,对全面开展钱谦益弟子研究有重要价值,为乾隆年间钱谦益诗文传播学、钱谦益身份建构提供新线索。另,《题刘怡荆诗帙后》《寄柬澄江刘怡荆》文诗互证,切合钱谦益“诗史”理念,为推进公安派诗歌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