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岛事件中的英国外交活动

巨文岛事件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地缘政治观察,该事件是以朝鲜为地理中心的区域政治参与势力在当时的东亚权力格局下进行的一场国际政治博弈;从全球政治观察,是英俄两国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矛盾激化背景下,在东亚地区的区域历史反映。作为事件主角的英帝国,在事件过程中运用“以中国为轴”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区域势力的外交压力之中,最后“借力中国”,用巨文岛这枚政治棋子与俄国达成局外妥协,成功地实现了遏制俄国海军进驻朝鲜的东亚战略目标。而中国则审时度势,在险恶的局势中谨慎的开展外交活动,有力地利用了局势施压俄国,实现了维护其在朝鲜半岛宗主权的初衷。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北大核心CSSCI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关于“海兰泡大屠杀”的几个史实问题——评马洛泽莫夫的《俄国的远东政策》

本世纪初,沙皇俄国使用中世纪的极其野蛮的方式,屠杀七千多名海兰泡和平中国居民的事件,曾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并成为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报纸上风糜一时的新闻。一个时期,关于海兰泡大屠杀的种种离奇古怪报道接踵而至。那些为沙俄政府效劳的御用文人的言论自不必说。许多评论家,也都把海兰泡大屠杀看成是与沙俄政府无关的偶然事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兰泡大屠杀”在俄国的近代历史上已消声匿迹;在国外许多研究俄国这一时期的远东政策的著述中,也难见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美籍俄人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是一位研究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政策的专家。他的遗著《俄国的远东政     

经济视域的在华俄侨

以往,研究者们经常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移民侵略政策或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的流亡来考察在华俄侨。抛开意识形态因素后不难发现:俄侨不只是"掠夺者"或"流亡者",他们也是"建设者"。他们对中国,尤其是聚居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平建设时期,中苏(中俄)贸易中,俄侨及其后代的影响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乌梁海问题

自19世纪初起,乌梁海地方已纳入清帝国版图。1727年俄中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确定了俄中两国在乌梁海地方的国界。自1755年起,乌梁海地方受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其行政体制与蒙古的行政体制相同。乌梁海人信仰喇嘛教,使用的文字为蒙文。1908年1月2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乌梁海日后对俄国极为有用,并指示内阁讨论向乌梁海移民和占领乌梁海问题。1911年11月21日,俄国内阁就乌梁海问题举行专门会议,认为,自18世纪中叶起,乌梁海实际上已臣服博格达汗,俄国确实没有占领乌梁海地方的法律根据,但内阁依然决定加强向乌梁海移居俄国臣民。其现实目的是加强俄国在乌梁海的影响,而日后的任务是吞并乌梁海。1914年沙皇政府以威胁利诱,甚至讨伐手段,先后将乌梁海五旗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实际上已将乌梁海并入俄国版图。     

土耳其海峡与1907年英俄协约

章分析了土耳其海峡问题与英俄中亚争端谈判及1907年英俄协约最终得以签订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英国政府将解决海峡问题排除在协约之外,仅对俄国作出口头承诺,俄国也不遵守协约中关于波斯势力范围的划分。两国虽签订协约,关系依然十分紧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谁丢掉了黑瞎子岛

<正>黑瞎子岛的丢失,也让我们看清了"苏联老大哥"的另一种面目。2008年10月14日,随着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的"中俄界碑揭牌仪式"帷幕的落下,标志着这个面积达327平方公里的中国岛屿,在被俄罗斯占领了79年之后,终于有一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尽管是姗姗来迟,应该说还是值得为之而庆贺     

俾斯麦外交再讨论——兼与王鹏飞同志商榷

本文概述了俾斯麦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与王鹏飞同志文章(见本刊1982年第5期《俾斯麦是怎样充当俄国外交奴仆的》)不同的意见。 在德奥关系问题上,本文认为自普法战争以后联奥即在俾斯麦对外政策中占首要地位,德奥同盟的成立正式地确定德奥关系处于比德俄关系优先的地位。 本文指出,俾斯麦对俄国实行的是一种羁縻政策,对俄国的“支持”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打击则又假手他人,目的只有一个,从德国本身利益的需要去决定德俄关系。 第三部分概述了德英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俾斯麦体系崩溃的影响,认为在两大阵营对垒的情况下,俾斯麦均势体系的成败关键在于英国,指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街规律是造成德国两面受敌,一朝覆亡的根本原因。     

帝俄兴起与历史书写的转型

<正>彼得一世即位以前,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17世纪末,尼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而俄国还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为改变俄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彼得大帝广泛吸纳国外先进技术,除派大批人员到英、法、德等国留学之外,还聘请数百名外国工程师来俄工作。此后,俄瑞战争爆发,彼得大帝锐意改革,推动俄国全面发展,由此促进了俄罗斯帝国(简称帝俄)的兴起。18世纪俄国史学受到帝国兴起及社会思想的影响,     

争夺中国东北:1900至1903年的美国对俄外交

190 0年至 190 3年俄国占据中国东北期间 ,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与俄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争夺。美国积极利用英国和日本施加于俄国的压力 ,与俄国暗中展开谈判。其间 ,美国以牺牲中国权益包括“中国完整”为诱饵 ,诱使俄国同意美国在东北“利益均沾”。由于列强争夺态势的复杂性及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美俄谈判无果。最后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日本对俄开战的政策。整个过程说明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用主义的特点     

中国政府收回中东铁路行政权

一、日本和谢米诺夫妄图占领中东路霍尔瓦特在就任“全俄临时政府”摄政后曾经宣布:由拉琴诺夫代理中东铁路公司铁路总办(铁路局局长);重新启用曾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被免职的阿发纳西耶夫负责民政和交涉事务;而他自己仅保留中东铁路总公司副董事长(坐办)的职务。3个月以后,霍尔瓦特被俄国鄂木斯克的“全俄西伯利亚政府”任命为远东全权代表;高尔察克出任“最高执政”后又重申了这一任命。但是,由于俄国远东地区被协约国帝国主     

十九世纪阿富汗人民两次抗英战争

十九世纪的阿富汗是一个封建土地所有制刚刚形成不久的封建国家。自曾在十八世纪中叶统一了阿富汗的阿赫默德·沙哈死后,阿富汗分裂为许多各自为政的酋长国。其中,以巴拉克塞伊族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最为强大,成为阿富汗最大的酋长,他于1826年自称“爱弥尔”,建立起巴拉克塞伊王朝对阿富汗的统治。由于阿富汗地处东西交通的孔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已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特别是在英俄两国之间,争夺尤为激烈。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吞并大半个印度之后,竭力插手阿富汗,以便伺机而取。俄国和伊朗也早已窥视着阿富汗。1837年10月,发生了伊朗进攻赫拉特的事件,并长期加以围攻。英国一面对伊朗施以武力威胁,一面把它的代表伯恩斯派到喀布尔,同阿富汗谈判关于建立反伊朗和俄国的同盟的问题。多斯特·穆罕默德要求收复被占领的领土。遭到英国人拒绝,谈判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梁启超与日俄战争

对俄战争期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关注,对战争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评论。他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增强国人改专制为立宪的决心,以实现救亡图存。他认为,清政府不应该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对满洲中立与主权问题,满洲人民的权利、义务问题的论述。战争结束后,俄国占领的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是否租借应由中国决定。通过和约,日俄两国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瓜分了满洲。     

清末俄国在东北地区创办学校初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作为主要的侵略国家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创办了不少学校,其中最主要的是殖民学校和外国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建目的各有不同,但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俄国侵略中国提供一种有力的支持,而且这一时期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也直接帮助和推动了俄国在东北地区开办学校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