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综述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

良渚文化的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玉琮是神权的物化,拥有玉琮即被赋予了神权。玉琮的分割表明其授受关系,体现了神权的授受。各聚落所属层级与玉琮的拥有方式紧密相关,并据此区分为四个层级。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的使用方式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大致上前期用玉有比较明确的规范,后期用玉规范松驰,揭示出良渚古国前期的政治结构高度集中,"良渚"聚落对各层级聚落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后期的政治结构趋于松散,呈现多雄并立的政治局面,良渚古国遂分化为多个古国。     

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

本期刊发的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一文,认为聚落考古一般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二是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作者认为。能否用聚落考古的观念去思考和组织田野考古工作,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纵谈

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纵谈马雨林随着史前遗址的不断发现,近几年来,史前聚落考古的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这就为探讨史前聚落的一种特殊形式———防御聚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笔者在此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一史前聚落防御设施的产生,既是人们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受周围环境...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天水至郑州间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与中心聚落的初步考察

本文依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掘等资料,以史前人类近水而居、沿河建村为原则,将仰韶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地——天水至郑州间的聚落遗址划分为12个聚落群,并将聚落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与小型聚落。认为凡中型以上的聚落都可能是本聚落群的中心聚落,也可能是若干个聚落群所组成的更高一级的中心聚落。在仰韶文化晚期,联邦已开始形成,这个时期可能正处于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孕育阶段。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中国史前考古学中的权力概念简析

权力是中国史前考古学讨论最多的主题之一。在社会科学中,由韦伯处衍生的权力定义最常为人们接受。中国考古学所使用的权力、尤其是公共权力概念,则主要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主要特质之一,讨论公共权力的存在性是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公共权力又被细分为王权、军权和神权等既有区别,但也有重合的不同形式,与沿用自迈克尔·曼的四种权力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模式一起,成为当前史前考古学主要的权力分类和研究方法。     

卷首语

送走了飞雪的冬季,我们又相约在明媚的春天。在我国黄淮地区,有一个著名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它既是大汶口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史前聚落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吉怀先生长期的研究说明,建筑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     

中国氏族聚落考古的典范——姜寨遗址发掘的主要成就与研究的反思

<正>《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①是中国自1955年以来开展氏族聚落考古研究的一个典范。说它是一个典范,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没有一处史前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像姜寨聚落址那样,将聚落平面结构揭示、复原得那么完整而清晰。而围绕姜寨聚落址平面结构所展开的各种研究与探索,还集中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平面结构研究的深入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居址考古学的探索与启示

聚落或居址形态近来在中国考古界受到广泛关注是我国考古研究的可喜景象。虽然在许多论著中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被理解成"聚落考古"并无不当,但是就其严格的科学涵义而言,它包括了从旧石器时代旷野营地到早期文明城市国家这样形态迥异的分析跨度。而"聚落"的涵义一般是指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农业聚居村落。换言之,聚落是居址形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居址形态则远远超出了聚落的范畴。对干居址考古学的目的和意义,特里格有一个简洁的定义,称之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①。这一研究方法与我国目前流行…     

新中原中心论

仰韶文化聚落、大聚落、聚落群的数量之多 ,聚落群产生之早 ,均为同期文化望尘莫及。史前聚落群先是高级阶段的部落 ,后是古国 ,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     

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纵横谈

2012年5月25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聚落考古中心在北京主持召开"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十余人。会议围绕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受《南方文物》编辑部的委托,我们又邀请了另外一些从事大型聚落考古的一线学者,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与《南方文物》编辑部共同举办的大型笔谈——"聚落考古方法纵横谈",现将出席"大型聚落考古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会议代表的发言及部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遗址聚落考古中的实践与收获——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区域系统调查是当前聚落考古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通过对地处成都平原西南山地高山古城遗址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与社会形态的研究,并为今后成都大遗址考古和古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基础材料与实践范例。本文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和相关思考进行回顾,以期为相关大遗址研究提供启示。     

探索华夏之根，追寻民族之魂——“古国时代的中原”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0年10月17日,"古国时代的中原"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由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共有来自国内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图一、图二)会议重点围绕中原地区史前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文明化形态及社会形态等问题,深入探讨"古国"的特征和内涵,从而探讨中华民族文明化进程的脉络和轨迹。     

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签订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进行"滇池区域史前聚落形态考古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开展全面的区域系统调查,寻找并确认与石寨山文化(亦称滇文化,时代约从春秋时期至西汉末期)有关的遗址和聚落[1],揭示这些聚落的     

聚落考古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

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威利（G．R．Willey）第一个将聚落形态（settlementpattern）的概念运用于现代考古学研护。由于“聚落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尖锐的焦点”o,故几十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是世界考古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因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差异,学者们对聚落考古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理解。本文不揣浅陋,以自己对策落考古的几点浅见就教于诸方家。一、角落考古中若干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一）聚落与聚落考古的定义进行聚落考古研究,首先要对聚落（settlement）进行定义。“聚落”一词最先是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内…     

新发现 新成果 新观点 新方法 新理念:2012年度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2012年,中国史前聚落考古研究再次取得了新进展。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新发现2012年中国史前聚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都取得了新发现,现按照区域依次介绍如下。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

正岭南是我国古村落保存最多最好的地区之一,从我来到中山大学时起,就对这里的古村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服务期间领衔"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项目,一个是新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是以民族考古学为特色的。做"七星河计划"时,严文明先生曾对我说,七星河流域历史时期的聚落形态可以为认识中国史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