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有智慧,边境无纠纷

正在《吕氏春秋·察微》《史记·楚世家》以及西汉刘向所著的《新序·杂事四》等文史典籍中,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么两则小故事:吴国边境上有座小城卑梁,与楚国边境小城钟离相邻。每年春天,两国采桑女在郊外相遇,一边采桑一边说笑,热闹异常。哪知有一天上午,嬉闹之际,吴国的采桑女某甲一时失手,误将楚国的采桑女某乙摔伤。某乙的父兄便约了一大群楚人,抬着某乙到某甲家质问。某甲不服,争辩     

从政区建置看吴国在长江沿线的攻防策略——以吴、魏对峙为背景的考察

自孙策渡江,经过孙策、孙权两位吴主溯江而上的拓境,吴国实现了"全据长江"以割据一方的立国蓝图。三国鼎立期间,吴、蜀以联盟为主,吴国西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战争集中在与魏国对峙的江淮、江汉之间。吴、魏对峙中,吴国依托长江,通过相关政区建置,在"竟长江所及"的地理优势下,积极经营江北防线,以取得"固国江外"的战略优势,同时配合江南沿江的指挥中枢、滨江防御和后勤补给,兼顾中、下游之势,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有效利用长江这一天然屏障,与北方政权长期对峙。本文即以吴、魏对峙为背景,考察吴国沿江政区建置中的军事方略。     

连云港境内吴文化遗存的初探

连云港境内石室土墩、几何印纹陶、吴国青铜器等吴文化遗存的发现,对探讨吴国与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北大核心CSSCISSCI

鸠兹是见诸先秦文献的吴国最早的城。吴国地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人对吴人语言的文字记录,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鸠兹古音与句吴相同;吴国没有完善的职官体系和行政建制,吴国的城只有都而没有邑;鸠兹扼西伐荆楚、东控於越的中江水道之要冲,周边的汤家山西周墓为吴国王陵,附近的大工山铜矿为吴国的经济命脉。通过与古代都城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鸠兹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     

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

鸠兹是见诸先秦文献的吴国最早的城。吴国地名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之人对吴人语言的文字记录,只可音训而不可义解,鸠兹古音与句吴相同;吴国没有完善的职官体系和行政建制,吴国的城只有都而没有邑;鸠兹扼西伐荆楚、东控於越的中江水道之要冲,周边的汤家山西周墓为吴国王陵,附近的大工山铜矿为吴国的经济命脉。通过与古代都城基本要素的比较研究,鸠兹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吴国都城。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江苏丹阳葛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

江苏丹阳葛城吴文化遗址,经勘探试掘,确认其为一座吴国城址.城址内分布有窖穴、房基、水井、水沟,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遗址中出土有较丰富的陶器、石器、青铜器等吴文化遗物.通过对出土陶器分析,可将该文化遗存分为三期:早期为西周中晚期,中期为春秋前期,晚期为春秋后期,三者之间连续无缺环.经与江、浙、皖地区同类吴文化遗存对比,可推知丹阳葛城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延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状况较为完好的吴国城址.     

河南固始“勾吴夫人墓”——兼论番国地理位置及吴伐楚路线

近年来发掘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此墓不仅规模大,遗物丰富而精美,且因有一组具有浓郁吴文化色彩的遗物而引人注目。发掘简报根据铜器铭文及墓主性别定此墓为“勾吴夫人墓”。勾吴即吴国,吴国夫人理应葬于吴国都城左近,为何却埋在河南固始?遗物中尚有“鄱子成周钟”,关于鄱国史地以及勾吴夫人与鄱子成周的关系等问题也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静坐”也是一种抗争

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为了麻痹吴王夫差,来到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吴相国伍子胥看出勾践的计策,劝吴王杀掉勾践以绝后患,但吴王不听。     

湖熟文化的分期与土墩墓的年代问题

关于湖熟文化的年代范围.过去曾认为“上限可至殷商末期甚至更早些,……下则可至战国时期.1954年,虞侯矢簋的发现与研究,使吴国建国史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70年代以来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把吴国物质文化面貌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产生了“湖熟文化”的名称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疑问.笔者认为“湖熟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但应对其年代范围重新加以确定.虞候矢簋铭文表明吴国是周昭王时期分封的国家.在此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应称为吴     

吴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索

吴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总概吴国历史,我们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太伯至周章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吴国与中原地区绝少来往。由于吴国分布地区本是“荆蛮”所在地,偏居东南一隅,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族文化、周族文化皆异,加以太伯、仲雍是为了“避季历”才奔至荆蛮地区,故其与中原地区来往甚少。第二阶     

吴文化研究起新潮

1992年12月14-16日,来自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昆明等地的专家学者41人,兴致勃勃地相聚在无锡北郊的西高山上,参加由吴文化公园暨吴文化学术研究所联合召开的“92届吴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35篇,对吴文化这一既古老、又时兴的课题进行了探讨。“什么叫吴文化”?从三十年代卫聚贤先生创办吴越史地研究会起,把生发在春秋吴国带有鲜明特征性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吴文化。但人们仍不断提出疑义:难道吴国灭亡。连同这一文化也灭亡了?当各种区域性文化汇融到中华民族大文化圈中后,是否就真的只存在共性,不存在区域文化的特殊性了?吴地近代工业的率先发展,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勃然崛起的“苏南模式”,苏绣、苏昆剧、吴郡玉雕、苏杭雅扇等闻名海内外的吴地艺术,难道不是吴文化的鲜明特色的反映?当代学者为什么又对区域性文化的研究产生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会议的交流,敞开了专家学者的心扉,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明显加强了,感到我们今天研究的吴文化,是一种自石以采生发与流传在吴地的区域性文化,虽融汇在中华民族大文化圈中,仍具有其相对而又鲜明的区域     

吴国早期重器冉钲考

一、本文的新考释及其史料价值(春秋吴国寿梦向江北的扩张) 《左传·襄公十九年》(公元前554年)鲁国赠送晋国荀偃以“吴寿梦之鼎”,这是文献上记载最早的吴国青铜器。目前所知吴国最早有铭文的铜器,除了“者减钟”①外,要属寿梦时期的“冉钲”了。 冉钲,1930年《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首次著录。罗振玉说:“此器予得之京师,近年出土。”具体地点不详。以后迭有著录考释②,分别称为“钲铁”、“余冉钲”、“南疆钲”等,一般以“南疆钲”为名,实应称为“冉钲”为最确切。     

吴臧孙钟铭考

1964年在江苏省六合县程桥东周墓中,曾出土编钟一组(九件),钟的正面均有铭文,文字为反书,其中最完整的铭文共三十七字,铭曰“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中终(文日)之外孙,坪之子臧孙,择氏吉金,自作(仑禾)钟,子子孙孙,永保是从”(见《考古》1965年3期).六合古名棠邑,先属楚,后属吴.墓葬地点,正是吴国西伐楚和北进中原的要地.钟铭中自称“攻敔”,铭文中“攻敔”、“攻吴”或“工(?)”经各家考证,都是属于吴国制造的器物,自不待言,墓主人臧孙,应是当时吴国驻在边陲的重要人物,由于吴史略而不详,尚无可考证.钟铭上自称是中终(文日)之外孙,《尔雅·释亲》“女之子为外孙”,则中终(文日)应是死者的外祖,以其外祖冠在铭文上,尚属首见,其人应是吴国极其显贵的人物.     

吴文化特征探微

正作为江苏文化主区之一的吴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它肇始于太湖三山旧石器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文化,以商末"泰伯奔吴"为契机实现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首度融合,成形于春秋时期定都姑苏、争霸称雄的吴国,以"吴侬软语"为主要语言特征,以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无锡、常州为主要     

夜访阊门

寻根的感觉阊门的名气很大,可从前去苏州是看不到的,2006年才重建,这次自然是必访之地。"吴趋自有史,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陆机《吴趋行》)。阊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那个时候就有苏州城,有阊门,还没有南京城,南京的地面也是属于吴国的。南京的第一座城叫"越城",还是越国灭了吴国之后才有的,城一定很小,大概叫堡更合适。还不是建在现今南京城的位置上,现在的南京城那时还是荒郊野田。     

1949年以后的国内南唐史研究状况及考古发现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国内南唐史研究状况及考古发现邹劲风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至宋初的一个地方政权,它是由杨行密开创的吴政权演变而来。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公元９３７年）,吴国权臣徐温之养子李（徐知诰）以“禅代”的方式夺取政权,自称为李唐苗裔,定国号为...     

中国古代南海诸岛文献初步分析

<正> 一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热带海洋中珊瑚礁体群集生成海上珊瑚洲,这种生物地形早在汉魏时已有记述。如吴国康泰在吴黄武至黄龙年间与朱应出使扶南后,写《扶南传》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长     

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

江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是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通过现今所掌握的资合整理,着重对江南吴国青铜器的分期与各期特征,作一些探讨。 一、吴地青铜器的发现及分布规律 吴国青铜器以往被著录并识别的仅有少数几件带铭铜兵器剑、戈,现在所见几乎全为(?)陆续出土,这其中有许多是经过发掘清理伴同陶,瓷器等遗物出土的铜器群,在对其考订和对吴国青铜器发展序列分期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现将己发表的资料择要分 (一) 遗址方面 1.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发掘或试掘过的一些湖熟文化遗址文化层中,如南京北阴阳营三层)锁金村、安怀村、窨子山和江宁点将台、句容城头山、丹徒断山墩、镇江马迹山等,发(?)刀、俐斧、铜镞、铜锥、铜鱼钩以及铜鼎耳、足等。     

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辨

一些史家认为,春秋时越王勾践在兴越灭吴中,实行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计划或谋略,事实不是这样.若果有此事,有关史书一定会有所反映.然《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墨子》、《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涉及吴越史迹的典籍中未提及,可见此事并未发生,但我意它亦非后人虚构,盖因于引用史料失当所致.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出自《左传》哀公元年,话出吴国老臣伍子胥之口,显然,它并不是越国的兴国计划;第二,伍子胥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在吴败越、越提出求和之际,当时,越王勾践还未入吴为奴,自然就谈不上越国后来的兴越灭吴的计划了,而伍子胥更不可能提前道出数年后越国实施的计划;第三,伍子胥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退而告人曰”,这种私下对人所谈的话,断不会为越国君臣所获致,自然也就不可能作为越国的兴国计划.由此可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是吴国老臣伍子胥在吴王夫差不听其谏言,轻率地同意与越国讲和的情形下,从内心发出的哀叹,实非后来越国君臣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