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经历了我国海外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过程.福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在明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按照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分三个时期对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作一初步的论述.一、朝贡贸易时期明太祖立国初,为了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危及其新建立的明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招来海外诸国入明朝贡,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海外贸易政策.即对内实行严厉的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实行“朝贡贸易”,准许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明初沿袭了宋元时刻的做法,在朝贡船舶经常出入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置     

南宋海商羣体的构成、规模及其民营性质考述

宋代海外贸易以民间海商作为主要力量,这一特征与汉唐时期的朝贡贸易、元代的官本商船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之立国态势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亦即从中世迈向近世的重要表征。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外贸,其内部阶层结构犹如金字塔,处於顶端的是宗室、官员和军将等权贵海商;第二层是职业海商与来华外商;第三层是时断时续参与外贸的中小海商;底层是数量最多的海舶水手和“带泄户”。这是一支强力无法压制的谋生力量,亦是南宋海外贸易之民营性质的确凿证明。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明代中后期月港白银输入的背景及状况

<正>闽在海中,靠海吃海,古来讨海之风不绝。随着社会发展,海外贸易也日趋兴盛。明初,福建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市舶贸易,作为一种朝贡贸易,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这样的贸易形式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且在国力衰微时,难以为继。与正统的朝贡贸易相比,走私贸易可谓"唯利是图",这并不是坏事,排除多余的政治考量,回归价值规律本身,中国的海外贸易不再是赔本赚吆喝。月港便是在这波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白银经由月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

西域与明朝间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政府垄断的,这是汉唐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的新形式。哈密、吐鲁番等同明朝朝贡贸易最为密切,规模很大,在朝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经营乃至对西北边疆的备边政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暇夷锦的名称与形态

所谓山丹贸易,就是指诸多民族辗转相接经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萨哈林岛(桦太,即库页岛——译者注)、北海道、本州,几乎环日本海一周而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的出发点是中国清朝的朝贡贸易.清朝时期(1644~1912年)管辖黑龙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每年都要派官员乘船装载被称作“乌林”的赏赐品沿江而下,到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德楞等“满洲行署”,把蟒袍之类的清朝官服或锦料以及青玉等下赐给居住于当地的乌里奇人或尼夫赫人,同时,又从这     

《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出版

正吴汉泉(Sarasin Viraphol)著、王杨红等译《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全书25.9万字。该书考察了17—19世纪暹罗与中国在朝贡关系下的海运贸易行为,并分析了中国在暹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从“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看古代海外贸易瓷器的生产变迁

“南海一号”古沉船是宋代古沉船中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其船载文物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信息量之丰富,使得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水下考古界备受关注。仅从船载瓷器来看,囊括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的主要窑系品种。这些瓷器做工精美,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中蕴涵的大量历史信息,也是了解占代海外贸易瓷器生产历史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     

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初探

福州是福建省会,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是"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福州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始于后汉,发展于唐五代,明清时期福州作为郑和下西洋重要基地和中琉朝贡贸易唯一官定港口而鼎盛。郑和船队驻泊长乐和中琉贸易定点福州,奠定了福州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国际贸易兴盛带动港口建设,贸易港从福州内河向滨江滨海发展,先后出现东冶港、甘棠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和出发地之一。福州人有精湛的帆船制造技术,熟知天文地理,并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穿洋过海、贸迁四方,形成代代相传的海洋文化传统,这是福州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泉州与宋代朝贡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阐释了泉州与宋代朝贡关系之史实,得出结论:一方面总的来说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与其在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前期,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还是不断提高的。     

宝德三年中日朝贡贸易初探

明代,日本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多次派遣明船入明朝贡,获取高额贸易利润。其中,宝德三年的遣明船,规模为历史之最。一行在明期间,处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甚至威胁明朝给予高价,否则不再归国。在得到高价后,仍在国内挑衅滋事。此事所反映的正是明代中日双方对待朝贡贸易的认识不同,而这种不同,势必导致明代中日交往中更多的摩擦。     

泉州与宋代朝贡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阐释了泉州与宋代朝贡关系之史实,得出结论：一方面总的来说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与其在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前期,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还是不断提高的。     

大洋上飘来的近代化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害怕民间海商发展壮大,就来搞海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贸易,一搞海禁就变成了“走私”,以至于连沙勿略也不得不“走私”进入中国。不幸的是,沙勿略“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通贡” ,应主要是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朝献” ,也包含有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本文选取过去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通贡关系作一较深入的探讨。首先 ,以八个表的形式 ,将南海诸国至唐朝贡情况 ,朝贡性质和特点 ,作较完整、深入的论述 ;其次 ,对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最后 ,论述了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     

浅析乾嘉时期中亚与南疆的贸易

乾嘉时期,随着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中亚与清朝的贸易关系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贸易的形式主要有两种：朝贡贸易、民间贸易。文章认为,这种贸易关系对发展中亚的社会经济、中亚与清朝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对清朝而言,这种贸易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产生。     

简论我国早期海关之雏型设于徐闻

我国古代称海外贸易为市舶,市者,交易买卖之谓,舶者,海上大船之意,故称交易海上大船运来之货物为市舶,即今称之为海外贸易者。远在先秦时期,我国便有所谓海外贸易了,《诗经&;#183;商颂》有“相土烈烈,海上有截”之句可证。其发生最初当是在沿海民间中私人进行经营,后来从事的人多了,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