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与组织力度的确比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的地方政权入志体例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     

《广西通志·政府志》的创新成就和地方特色

政府主持编修的地方志,素称“资治之书”。记述地方政府政务政绩也应是方志的主体内容。《广西通志·政府志》记述清代后期、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广西政府机构沿革与施政。统揽地方政务各专志,高瞻远瞩,提调全局,写出广西历史风采和地方民族特色,为政权志编修体例的创新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全书设计新颖,图文并茂,内容广博,记述深刻。为编修政治类专志提供一部足资楷模的范本。反映政权兴替　　行政机关是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权的首脑机关。本志按历史时期分记历代政府兴替,其中还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建立…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何处理好地方志修与用的关系

方志是中国传统化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它真实客观地记载国家和地方各民族追求自身进步和发展本土历史,包括自然资源、建置沿革、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化、伦理道德、风土人情等等,是资政和教化育人的重要资源。“经世致用”,是历代修志的一个基本目的。修志是基础,用志是目的。随着新方志的大量出版,充分发挥志书的功能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明和精神建设眼务,正确处理好续修与开发利用,是各级方志单位和方志工作正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的重要课题。     

“志书”概念刍议

学者喜欢用“方志”一词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然而,是否准确值得研究。传统地方志都是记述地方（地域）或地方（地域）之上事物的,或者如梁启超所说地方志是主流。用方志一词反映了这种状况。当代地方志的记述对象已超出了记述地方（地域）范围,就不应再用“方志”一词。再说,“地方”是与国家（中央）相对应的概念,并无超出地方甚至广及地球的所谓“广义”。在方志出现之前已有分类记载名言警句的志书,应以“志书”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地方志书只是志书大家族之一支。     

收藏方志 体验志趣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体例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方阶段性历史的载体。收藏方志则是保护国家这种文化瑰宝的文明行为与高雅风尚。当今盛世修志带动了方志收藏,使之从数量到质量全面提升,队伍由修志人员扩大到方志爱好者,功用也定位为“保证方志发挥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需要。”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关于续志建置区划几个问题的探讨

上一轮修志,综合性志书普遍设有建置区划或建置沿革篇（卷）,一般列在门类之首。21世纪初,开始倡导编修续志时,有人认为建置、地理、风俗方言等事物在续志时限内变化不大,应予取消。经过争论和修志实践表明,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有的地方建置区划变化很大,理应记载;即使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若缺了建置的内容,总感到志书不太完整．因为“建置区划”是方志的传统篇目,缺了这一基本元素,就不像是方志了。     

上海方志

一、概说方志,是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著述。方志又叫地方志,内容涉及建置、沿革、山川、风俗,文化、教育、名胜、物产等各个方面。方志的记载,如实地反映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     

《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专家简评

<正>朱玉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研究分会副会长)国史、方志和谱牒,对应于国家、地方和家族三个由大到小的社会单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文献类型,江苏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甚至以方志和谱牒为“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座金矿”。其中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历史贡献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文献体裁。江苏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注重乡邦文献的保存、方志谱牒之编纂,传统延续,文脉千年,现存本地各级历代方志,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堪称方志重镇。今兹《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的印行,也走在全国方志文献整理出版的前沿,是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盛事,意义非凡。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旧志整理之管见——从校注出版光版五年《河津县志》说起

旧方志是一个地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该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我国历代方志汗牛充栋。有县必有志,历代有县长到任必看县志之说法,可见其间可宝之资乃无尽藏(梁启超语)。认真整理旧志从小     

论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

王晖在《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方志政治文化与泛政治化。1．方志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方志是政治文化建设的产物。方志是伴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2．新方志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文化方向。方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

读罢张世民先生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读〈仓修良探方志〉札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深为其独特的学术源流探究角度、考察方式和演绎逻辑所迷惑。文章对方志、方志学、起源、传统历史学等最基本的概念理解不清,反而用“史志同源”、“源流互引”、“高位整合”等似是而非的时髦词汇大加发挥,因此在方志的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史志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张先生认为,方志不仅多源,而且史志同源,“传统历史学和地方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并将古诸侯国史、周秦时期的邦国文献以及郡县文献、纪传体通史《通志》、典制体史书《日本国志》、地理总志、日本地方史等统统“整合”成了地方志。可见,张先生所谓的“史志同源”论,其实质就是方志无源、史志不分,等于否定了方志学科的存在。     

喜看20年广东省修志成果

“国家将兴,必有征祥”。建国之后,百废俱兴,常思“修志”与“修谱”二事,可作为国家兴盛之象征。果然,上个世纪50年代我省已有48个县市编修新方志。80年代后,国家设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方志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中。修志工作也在我省各地蓬勃发展。经过20年的努力,首届修志全省各市、区、县已基本完成,至为可喜。2001年12月,     

2020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下)

2020年学界关于方志学的研究,成果斐然,主要分为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工作、方志事业管理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志书整理与利用、方志人物研究、地方年鉴研究八个方面。通过梳理这些成果,发现目前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研究模式走向僵化并缺乏深度,区域化研究特征明显,对新旧方志关注不均衡,研究存在重“修”轻“用”的问题等。为了促进方志学科建设与方志事业发展,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系,做好三轮修志的事业谋划,构建有时代特色的方志学科体系、方志学术体系以及方志话语体系。     

《汉书》《明史》等书对北海地理实体的误记

现代方志学家王葆心先生针对清代学者戴震说的“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的片面看法曾予否定,说“作志者不可执旧日沿革之说,更不加以研究而考沿革。据古地志,尤须证以本地之名,求其变迁,方有新发明。”笔者赞成此看法,并在实践中以此为指导,确实获得若干“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