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翰林学士与宰相

管子云:“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由于封建皇帝的特点在于深居端拱,居中制外,以法令驾驭臣下,因此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如何拟制诏诰制敕,对于巩固封建皇权十分重要。但是为了把诏诰制敕拟定得最能代表皇帝的意旨和利益,单靠皇帝一个人的智力又不行,必须依靠一帮人共同谋议,定下精神,委之拟制。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初期,这种议政和制诏的权力是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读《资治通鉴》随笔（二）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朕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     

《明正德皇帝罪己诏》析议

1972年江苏无锡出土一件明正德九年（1514）京本誊黄“诏书”,其前有序文、中有宽恤事宜二十七款,末署“京本誊黄”,加盖“皇帝之宝”,但无题名。此诏书《明武宗实录》和《明史》等官书不见记载,但其对了解明中期宫廷、社会、经济、赋役、民生、刑事、吏治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冯其庸先生《瓜饭楼藏文物录》（下）题此件名为《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冯氏捐献此件名为《正德皇帝罪诏》。本文依据原诏内容并非皇帝“罪己”,参酌以明廷三殿两宫四朝重大火灾后诏书,并以九条史料作旁证,析议其不应作《明正德皇帝罪己诏》,似应作《明正德皇帝宽恤诏》。     

古今“罪己诏”

“罪己诏”指皇帝责备自己而下的诏令。颁发的原因，大致有二，一因灾异而发，二因做错事情而发。灾异多属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彗星、日蚀、山崩、冬天打雷、春天降雪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皇帝为何要下罪己诏呢？因为皇帝相信“天命”之说，以为自己是上天之子，代表上天治理人民，若是出现这些现象，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死亡，他们认为都是自己不好造成的，所以上天向他发出警示，往往引咎自责，下个罪己诏，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做点好事，或命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求补救。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每个朝代均有，如晋武帝在太康七年（286年）下诏说：“比年灾异屡发，日蚀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善，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用袋子封缄的上书），极言其故，勿有所讳。”     

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唐宋翰林研究之综述

翰林院、学士院、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自唐代产生以后,历千余年而不废,即使非汉族政权也有设置,姑且把他们总称为翰林系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学士院开始设立,这对翰林制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后来因为与翰林院同处“翰林之门”内,而冒“翰林”之名,称为翰林学士院,不过仍可简称为学士院。学士院中的翰林学士负有草写制诏、备顾问的职权,而被视为皇帝的高级秘书,翰林院中的供职者则主要作为皇帝艺能侍臣而存在。由唐至清的千余年间,唐宋时期是翰林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也最受人注意。20世…     

朱元璋诏、谕、令、旨经文人润色析

皇帝之言,称之为诏、谕,令、旨等。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二十三《内阁》条云:“凡上所下,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凡下所上,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皆审署而调剂焉。”(《天府广记》卷之十内阁所载与此同,《明史》·《志》第四十八职官一所载与此略同。)此乃并非囊括无遗,如“旨”、“曰”等。     

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说始于唐 ,五代时又将之与“三场试”相联系 ,后世相沿 ,几为定论 ,然其说颇可质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其“试读”即口试之帖经。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已有“文”、“策”两个试项。上元、仪凤年间进士科已有帖经 ,显庆四年也有试“表”、“箴”之先例 ,此外还有试“一小经”之“旧例”。永隆二年《条流诏》确立“二项 (场 )试”制度以前 ,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 ;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确立“三项 (场 )试”制度以前 ,也已存在着实际上的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二诏所立试制不同 ,两相比较 ,尤能见其变化之脉络与重心之所在     

林清起义后清廷的防卫措施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林清领导的百余名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直捣皇帝居室养心殿的战斗,虽然仅只为时半日,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统治者,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仁宗皇帝(颙琰)惊呼:“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因为这次起义,他还破例下了“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这次“紫禁城之变”,“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     

皇帝“检讨”多忽悠

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发布“罪己诏”,公开向天下检讨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 刘恒即位后,连续几年天灾不断,收成很差。对此,他忧心如焚,写下检讨：“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这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水害疾疫成灾是不是自己执政有失？又或者养官的俸禄太多？没用的事做得太多？     

《申报》与杨乃武案

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有了冤,只有找清官告状以求申雪一途。所以包拯、狄仁杰、况钟之类的清官戏久演不衰,这实际上是老百姓的一种心     

古代琉球的华裔伟人

古代琉球的华裔伟人谢必震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古名流虬,以其万涛蜿蜒,若虬浮水中,在中国东南。自福建梅花所开洋,顺飙利船七昼夜可至”。①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太祖朱元璋“遣杨载持诏谕琉球国,诏曰：……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     

“朱绿”“朱缘”辨

《后汉书·舆服志下》：“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後方,朱绿裹,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彩色为组缨。”按冕之释义一作冕冠之冕板,     

任子制新探

任子制新探张兆凯一、任子制颁布时代的考析任子制的记载,见于《汉书》卷一一《哀帝纪》绥和二年（前７年）六月诏：“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应劭注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师古曰：“任者,...     

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从隆庆到崇祯

隆庆帝即位诏书表达了重新审定嘉靖新礼的方针,公布了旨在更改嘉靖时期弊政的诸多政策措施,为张居正改革做了铺垫。万历即位诏标榜遵守成宪,但实际已铺开张居正改革的基本方向。泰昌帝即位诏重申万历遗诏公布的一些政令,但并未表达出恢复行政能力的魄力与意图,其蠲免赋税的条款缺乏实惠。天启帝即位诏大致重复泰昌帝即位诏而略做补充,明显露出没落颓势。崇祯帝即位诏多达50款,注意收拢各界人心,但并不具有恢复气象。明代历朝皇帝即位诏书皆为国家政治运行至重要节点的重要政策文本,以内阁为主的士大夫曾多次试图通过即位诏书调整前代皇帝推行或累积形成的弊政,甚至借机限制皇权或推行改革,因而即位诏背后常隐含着士大夫与皇权的博弈。     

浅议灾疫诏书

少年时代,在伯父的指导下,我仅读过史书中的一些名篇。步入青年,虽有条件较为系统地阅读史书,但对历代的诏书,一直不感兴趣,以为帝王之言虚诈而不足采。近日读了几位皇帝因灾疫而罪己之诏,方知其不仅值得一读,而且值得一书。     

唐代秀才科考论

唐代秀才科考论余子侠唐代取士之途，包括由学馆出身的“生徒”、州县举选的“乡贡”和天子自诏的“制举”。前两类设有一定的科目，故被称为“常科”；后一类因天子或朝廷临时设制，不拘常格，又被称为“特科”。在常科所设的科目中，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     

明朝“陵山之祭”述论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思宗朱由检殉国共传十二世,十六帝。其中十五位皇帝及五位追封皇帝分别葬于六处,这六处皇陵在今江苏盱眙、南京、安徽凤阳,北京昌平、西郊,湖北锺祥。 明太祖即位后仿前代之制追遵四代祖先考妣皆为帝后,高祖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曾祖朱四九为“懿祖恒皇帝”,祖父朱     

唐华清宫汤池遗址建筑复原

唐华清宫遗址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南,骊山北麓,是唐朝皇帝为洗沐温泉而专设的行宫。初唐时期,华清宫又名汤泉宫或温泉宫,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贞观十八年(644年),诏左屯卫大将军姜行本,将作少匠阎立德营建宫殿,御赐名‘汤泉宫’,太宗因幸制碑。(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改名温泉宫。(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又改为华清宫”。据史书记载,在骊山温泉修建汤池殿宇始自秦汉时期。当时,在贵族间盛行由中亚地区传进的“温汤疗疾”的习俗,相信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