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设置

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设置易图强五代上承唐末,是藩镇动乱的时代;下启北宋,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针对藩镇动乱,五代朝廷实施了反动乱的举措,在行政上、军事上、财政上诸方面进行了削藩。军事上削藩是五代朝廷削藩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本文即从五个方面论述军事上...     

漢唐之際遺詔的變遷及意義

漢代的遺詔裏只有關於行皇帝喪葬禮時減輕負擔的指示。東晉到南朝,出現指命非皇太子者作爲後繼皇帝的遺詔,並且出現保證後繼皇帝統治能力的文章。在北朝,北魏孝文帝以後出現和魏晉南朝同樣的遺詔。與南朝指命後繼皇帝的遺詔相比,北朝的遺詔裏保證本人統治能力的語言表現得更爲詳細,這種遺詔在唐朝形成了類型化。並且,唐朝的遺詔傳達全國,全國的人民可以確認新皇帝依據先帝遺詔即位的事實。這種遺詔在漢代到唐代的變遷,反映了中國統治體制變化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隋唐五代沿海港口與近海航路(下)

<正>三、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港口考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長江口以南海岸)的重要港口,主要有明州、福州、泉州、廣州,前人對此已有較多研究,然相關研究亦多著意於這些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在海外交通、對外貿易領域之地位與作用,而對於港口的具體位置及其與治所城市間的關係,則甚少注意;不僅如此,除上述四個重要港口外,此一時期南方沿海地區還存在衆多的港口,研究者尚未給予充分關注,其具體位置與使用情形更未能詳悉。或正因爲此故,也受到史料     

“傳奇”文體名義的因應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傳奇"一詞先後被賦於三種文體意義:唐人小說、元人雜劇、明清的文人南戲。而它們在當時皆有各自被普遍接受的通用名稱,分別是傳記(或"雜傳記")、雜劇、南戲,所以,以"傳奇"賦名之,相對於那時的通用稱名來說即屬於"改稱"。對於同一種文體來說,"傳奇"稱名與當時的通用稱名所基於的立場和觀念是不同的。而對於這三種文體來說,它們被賦名"傳奇",所基於的觀念和立場,所着眼的文體屬性和價值是前後相承、密切關聯的。在此過程中,"傳奇"一詞在文體歸類意義上被注入了兩個重要的內涵:一是强調這三種文體的文學屬性,二是彰顯與通用稱名所蘊含的觀念的對立。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三 戊戌政變前後張之洞與京、津、滬的密電往來

本文描述張之洞的情報網絡在戊戌政變前後的表現。張之洞在京的政治情報網絡,除了前文提及的楊鋭外,還有在京的至親至朋,因故入京的湖北官員也充當了他的臨時探員。此外,張之洞派其親信趙鳳昌坐鎮上海,另在上海、天津雇傭了專門的情報員。從張之洞與他們之間的密電往來,可以看清當時的許多政情與輿情。     

唐代的光署錢問題探略

<正>筆者二十餘年前曾撰有《唐代的光署錢與五代的光臺錢和光省錢》的讀書雜記,收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中1。當時主要討論了唐代三署(三省和御史臺)的光署錢和五代時期的光臺錢、光省錢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學界對唐中後期三署官這一群體研究的深入,爲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在舊文中提出《舊唐書·陸扆傳》出現的三署,指的是《舊五代史·職官志》中殷鵬所説的三署,即北省(中書、門下兩省)、南宫(尚書省)、憲臺(御史臺)。其後李錦綉、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唐代後宫女官研究——宫官制度及其演變與影響

宫官是後宫女官的專稱,原本是侍奉后妃的女性職官,她們上承后妃指令,下督宫女實作,是後宫的管理階層。但宫官的功能在擴大中,或被派遣出宫辦事,或參與政務,或侍候文案,與原本職能已有所不同。宫官的名號亦時有變動,新名號頻頻出現,顯示後宫女官正在醞讓新的體系。由於宫官不需以色侍人,所以不在乎年輕貌美,而以能力、品德爲重要考量,有些人甚至是孀婦。爲了滿足宫中的各類需求,宫廷教育非常重要,宫官有時扮演施教者的角色。唐朝的宫官勢力在女主專政時最顯著,武則天選召才婦入宫任職,協助處理政務;韋后時期的宫官則干預國政,影響朝局。此外,宫官甚至因長於議論而涉入政爭。宫官雖然隱身宫廷內,但在政治上仍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建文舊臣”嚴震直死事敍述與形象建構——以《流芳錄》之傳刻爲中心

明初名宦嚴震直在朱棣即位後被派往北方諸省巡視,死於途中。受明前期禁革建文朝事及建文流亡傳説之影響,明中期以來對於嚴震直死因及晚節的認定,衆説紛紜。與此同時,嚴震直後人所彙纂的記録、頌揚先祖功績的《流芳録》,也幾經重訂再刊。嚴氏家族意圖利用時勢變化和相關傳説,並藉助旌忠祠的興修與重建,推動嚴震直的形象由“建文降臣”向“殉節忠臣”轉變,展現了一個江南地方家族對於國家政治與輿論的持續關注以及適時的因應。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山川定界:傳統天文分野説地理系統之革新

自漢代以來的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學説均采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因其無法與歷代政區地理建置的沿革變化相適應,致使這一經典的分野體系在流傳中日益顯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因此,至隋唐時代出現了革新傳統分野説地理系統的呼聲,相繼出現了古九州系統以及一行山河兩戒説,爲後人所稱道。這兩種新的分野説均旨在按照山川自然地理格局畫定分野區域,從而體現出一種不受朝代更迭和地域變遷因素影響、持久普適的文化地域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