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彩票

彩票具有明显的赌博性质，为清朝禁赌法津所不容，传入中国后一度遭止。清朝末年财政窘困，天灾人祸交逼，清政府缺乏吸引民间投资的不效手段，遂为得不借彩票应付各种要需。中国彩票首先在求灾的名义冲破法律的禁阻创办于上海；各地政府纷纷仿效，寻找名种借口滥发彩票，作为敛财的新手段；清政府无力干预，它对彩票正常行销的种种规定也形同虚设。清朝覆灭前１０年间，彩票风靡全国，绝不是经济政策的进步开明，而是清政府权力衰微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浅议玉树震后重建救助机制

玉树4.14地震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玉树展开积极救助,目前,玉树州三年灾后重建期已经结束,本文从重建救助资金、组织、措施三个方面,对玉树震后重建救助机制进行总结性研究。得出玉树灾后重建是在政府主导下,结合社会各方力量,在考虑玉树灾区存在特殊困难基础上,通过不断理顺各种体制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政策优惠和支持力度,最大限度对群众进行救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玉树的目标。     

清代淮河水报制度建立及运作研究

清政府淮河的管理,主要关注与黄、运关系密切的下游河段。随着集权统治的巩固和国势的提升,对于淮河上游水文环境信息的掌控也进入了清政府管理视野之中。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利用地方官员和社会民间的力量,在河南、安徽境内淮河上游沿线设置了多个志桩,观测其涨水尺寸,并将这些信息利用马递的方式,快捷地传递至下游治河官员处,一定程度上成为下游河工防洪调控的重要参考,从而建立起了淮河水报制度。淮河水报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发展,是清政府要求掌控疆域内环境变化的结果,政府通过调动辖境内河官、地方官乃至基层人员等不同的人力资源,并相应地调整和完善其自身行政事务能力,从而使其环境管理的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

刘瑞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高度重视粮政工作,建立健全了根据地各级政府机关粮食机构;规范了粮食征收、支付的程序;有计划地开展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为建立完善淮北抗日根据地在生产、征收、保管、支付等方面的粮政工作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要）

2008年．是我省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省委和省政府工作部门都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出发积极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各级地方志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即时搜集震情信息和地震灾害史料,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灾区的广大地方志干部直接参加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晚清广西第一次司法官考试始末

一、广西第一次司法官考试背景 晚清司法官考试是适应近代司法改革之要求,推行司法独立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司法改革是在庚子变乱之后,清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而采取的应变措施,试图通过司法改革收回治外法权。为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发布改革官制上谕,将刑部改为法部,专职司法行政,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司司法审判,与大理院相配套的要在全国设置各级审判厅。从1906年到1909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7年）、《法院编制法》（1907年）和《筹备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1909年）等,[第一段]     

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

在清代银钱货币体系中,清政府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货币调控手段,独揽铸造权力。在具体的铸造过程中,清政府“分卯鼓铸”,山将“卯”作为铸钱过程中的铸造数量与成本控制工具。呵见,“卯”在清代货币铸造中具有重要地位。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安全性度量研究

区域粮食安全问题是当前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及快速增长的经济使维系粮食生产的耕地数量及质量发生剧烈变化,区域的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文章对该区粮食生产与土地变化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近50年的粮食波动系数,通过预测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产量与消费状况,进一步对该区域粮食安全性进行度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缺口将逐年变大,粮食安全状况越来越差,有效的调控措施是实现区域粮食安全的保证。     

浅析驻外公使在芜湖教案处理中的作用

作为晚清时期发生在安徽的四大教案之一的芜湖教案,其影响力是四大教案中最大的,且牵涉到的国家也是最多的,那么清政府在与外国政府的交涉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中国驻外公使的参与和活动。那么究竟驻外公使在清政府处理芜湖教案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们又是如何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优势,帮助清政府妥善处理此案的,便是本文想要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论资政院总裁

主持和领导资政院工作的总裁(议长),在资政院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力。武昌起义以前的四五年间,清政府先后简派了六位正副总裁,他们的出任、活动、解职都反映了清政府利用总裁,控制资政院,使资政院仅仅成为封建政府的御用议事机关的意图。     

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从20世纪初开始舆论界对清政府冠以"媚外"之名,用于指斥其在外交事务中的妥协退让。这一概念所催生的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与事实存在出入。舆论界认为晚清政府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岭完成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官员的转变在时间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从排外到媚外,某种意义上只是敌我权势天平急剧倾斜下官员的御夷之术在形式上的调适。晚清后期出现的交际与交涉的分野,推动了中外日常交往中的情义相通,但交际与媚外界限的模糊,为政府的媚外形象提供了生动素材。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坐实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清代行唐县赈济措施初探

清朝时期,行唐地区旱涝、冰雹、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清政府通过实行查灾、赈灾、赈济、赈借、平粜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行唐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比较中的审视——中日近代军事变革比较研究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启动了军事变革。但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却宣告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顿挫。当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比较时,发现日本在指导理论、政府威权以及军事变革诸要素的变革上,比晚清政府处理地更加科学和高效。     

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

清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李氏朝鲜高宗政府以筑设在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一线的石堆、土堆为划分边界的合法标识物,其实是一些伪证。这些石堆、土堆原来是李朝肃宗政府的下级官吏擅自改变清康熙朝查边钦差穆克登委托筑设边界标识物的施工地段,咨意筑设的,当年李朝政府曾明白认定其为非法,所以黄花松沟子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而李朝高宗政府改变原来立场,竟然利用这些伪证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两国勘界代表分队会勘时,朝方人员在树丛中发现了肃宗朝时在穆克登委托的地段上最初筑设的石堆,但却故意欺瞒清政府勘界委员。因此,清光绪朝中朝会勘边界是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利用伪证、隐瞒实证对清政府进行的外交欺骗     

西北

新疆阜康洪灾损失严重灾后重建正在进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8月16 日召集水利、民政、交通、粮食、财政等近10部门,共同研讨新疆阜康洪灾的灾后重建及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措施。8月9日19时30分,新疆阜康山区骤降暴雨,持续近2个小时,导致百年不遇的洪水,通往天池景区的道路、桥梁冲毁, 145名游客滞留,山区河流暴涨,洪水导致下游万余群众受灾。据统计,新疆阜康“8·9”特大洪灾共造成10260人受灾,3000多家园被毁,     

绵阳市部署地方志资料抢救保护和收集工作

日前,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地方志机构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加强地方志资料的抢救保护和收集工作。通知强调,为确保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全市各级地方志机构应迅速开展因灾受损地方志资料的清理工作,将处于危险中的资料尽快转移并妥善保管：及时作好抗震救灾各类文件资料的收集工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各级志办应充分发挥地方志的“资政”作用。为抗震救灾提供地情资料查询服务。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

1876年1月至2月间,清政府先后通过第一次转咨、册封敕使志和一行以及李鸿章复李裕元函等三个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传达了清政府并不反对朝鲜与日本国签订《江华条约》以建立外交通商关系的立场,实际上成为影响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开国外交方针的唯一国际因素。王如绘先生关于该条约与清政府劝告"无关"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