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走廊”对平地瑶历史迁徙和经济交往的影响

"湘桂走廊"地区是平地瑶比较集中的区域,其历史上较便捷的交通和较坚固的经济交往条件为平地瑶的迁徙聚居提供了保障,同时,平地瑶的到来也进一步强化了"湘桂走廊"的民族经济交往功能。     

从桂东北平地瑶文化教育的演变看民族融合

平地瑶是目前瑶学界研究中还比较薄弱的领域,成果很少,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最近,我们到平地瑶聚居的桂东北的富川、恭城、钟山、荔浦、平乐、蒙山、灵川和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作社会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与其他瑶族支系相比,平地瑶的经济化发展水平比较高,民族特征已基本消失或正在消失,与周边的汉、壮民族没有大的差别了,不少平地瑶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重新确认或恢复的。平地瑶民族特征的消失,反映了平地瑶与周边汉、壮等民族在长期的经济、化和社会的交往中逐步形成的民族融合的趋势。     

寓“管治”于“教化”？——《连阳八排风土记》的编纂与清代广东八排瑶社会

本文尝试结合自明清易代以来广东连阳地区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重新审视康熙年间连山知县李来章编纂《连阳八排风土记》之过程。李氏编纂此书的目的不仅出于应对地方官员之间在权责上的矛盾,也为了证明“教化”瑶人的意义。尽管官府不断推广教育来开化瑶人,但“八排瑶”这个人群类别在地方社会的不断交往、竞争中保留了下来。该书的编纂不仅影响了官府和士大夫对于八排瑶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后世对于八排瑶作为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塑造。     

在免差与应役之间:明清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之缘起及其运作北大核心CSSCI

岁月如梭,转眼间,笔者在以湖南江永县为中心的南岭山地从事田野及研究工作已整整十年。无论是探讨瑶人在卫所和州县体制里"两相报纳",还是寻觅阳山杀手如何在地化的蛛丝马迹,均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就是曾在该县西南境扶灵、古调、清溪、勾蓝等"熟瑶"村落实施并贯穿数百年的瑶长瑶目制。种种迹象表明,瑶长瑶目制既不同于广西、云贵等地广泛存在的土司制度,也与粤北地区排瑶组织有所差异。     

明朝泷水“瑶乱”的平定与罗定直隶州的设立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问,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     

以发寄魂与身体之孝:红瑶人蓄长发的文化逻辑

作为一种剪而复生、式样多变的身体物质,头发在很多文化中被赋予了复杂的象征意义。蓄长发是红瑶人标志性的身体表征,以其独特的生命观、身体观和"修阴功"人观为基础。以发寄魂的身体认知和生命理解是红瑶人蓄长发、不随意剪发的思想根源;而洗护头发的时日禁忌和"父母在,不改装"的身体之孝则强化和巩固了这一身体习俗。     

明清时期军屯制度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以蓝山县南部村落为例

南岭山地作为沟通中国内陆与沿海以及南中国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多族群分布区。通过以南岭地区蓝山县南部400多个村落为对象,本研究充分挖掘该区域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从历史文献分析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GIS的构建,分析明清时期军屯卫所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明清卫所军屯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土地拓展趋势,一方面造成社会组织的重组,一方面使得人群和聚落关系发生改变,导致瑶人瑶地向更高海拔的山地集中,造成了部分村落间的依附格局。这一进程形塑了南岭山地存留至今的历史事实和族群聚落景观。     

浅谈南丹白裤瑶职业教育的问题及成因

南丹白裤瑶是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一个山地瑶族支系,其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是其落后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白裤瑶职业教育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作详细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其问题的成因。     

城市山地公园空间设计应用探究——以青岛市即墨区岘山公园项目为例

山地公园是用地范围内基地地形为山地或具备山地地形特征的公园绿地,相较于平地公园,山地公园的建设更多地受到地形、交通、植物等场地要素的限制。本文以青岛市即墨区岘山公园设计为例,探讨在山地公园设计中,做到尊重基地现状,解读山地特征,挖掘山地空间优势,从而做到“事半功倍”地创造出优美的景观效果。     

“入幕之宾”:难跳龙门的书生

正在明清时代的各级官府衙门里,有着一个说起来居于幕后、但却人人皆知的参政群体。长官尊称他们为"先生""老夫子";衙门里的六房书吏、三班衙役尊称他们为"师爷""师老爷"。而在官场上一般通称为"幕友""幕宾""西席"。一、从金师爷发脾气说起清末人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新到任的无锡县钱知县请了一位金师爷帮助自己处理审判事务。这位金师爷正当少年,风流倜傥,时而出署冶游,很快就和惠泉山尼庵里的一个尼姑要好上了,经常流连忘返。有一次钱知县遇到一个紧急案子,急需师爷帮忙,可等了三天,金     

寻根歌(瑶族)

树高千丈也有根,藤长百拿①也有脚,再高的树落叶也要归根,再一长的藤枯了还连着脚。它记载前辈迁徙的经过。山_匕的藤和树啊,还把那根脚依恋,世上的人哪,怎能不思念祖先!大河从山泉开始,大山从平地长起,五姓的瑶人永远是亲兄弟 叩可,信歌从老祖盘王说起—忘了祖先的子孙,不如那归根的落叶,不认宗族兄弟的人啊,比不上恋根的藤子!五姓的瑶家人②,本是同根树上的枝叶,散居山岭的盘王后代啊③原是一根藤上的果。尊敬的盘王是我祖,贤德的九娘是我宗④,瑶人原是冯晏养⑥,山人本是冯容生。只因雷公发大水,冯晏兄妹结亲再造人,要叫叶儿认识它的根,要…     

毛南族 蓝色的淳朴神秘

毛南是一个山地民族,族人主要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环江县,另有少部分人分散居住在南丹、都安等县。毛南人自称“阿难”,意为“这个地方的人”,透露出他们世代居于岭西的历史。毛南族是由岭南百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唐以前的“僚”、宋元明的“伶”是毛南人的祖先。百越支系有地名与族名合一之俗,自宋代开始,     

金秀“过山瑶”今昔

<正>1949年之前,生活在金秀大瑶山的盘瑶、山子瑶因为生活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极其简陋,普遍采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粗放生产方式,旱地农作物产量低、品种少,生活极端穷困,正常年景都难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遇到灾荒之年,更是食不果腹,只能靠吃野菜度日,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耕山吃山,吃完一山又过一山,逐山而生,无法定居,长期游耕于高山深谷之中,因而被称为“过山瑶”。盘瑶和山子瑶当中,盘瑶人口众多,“搬家”最频繁,在“过山瑶”中较具代表性。     

官样与清宫御瓷 故宫藏清代同治光绪御定瓷样及瓷器展

"官样"顾名思义就是官府制定的标准样制,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规范产品形制、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     

贵州羌族服饰

羌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自殷商时期,羌族就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唐宋以后,羌族多被汉族或其他民族融合,只有部分居于偏远的、较封闭地区的羌人,陆续从西北南迁,定居于岷江上游一带。他们与秦末汉初就有的当地羌人形成了今天羌族的祖先。然而,对这历数千年之久仍保留着其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民族,史籍所载甚少。溯其服饰渊源,《后汉书·西羌传》言,羌人"披发覆面","食肉衣     

白裤瑶服饰符号系统研究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其服饰艺术极具魅力。白裤瑶服饰的主题符号为"瑶王印"和"血手指印",其图案风格独特,色彩对比强烈,给予人们别样的视觉享受。     

关于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几个问题

出土简册中有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内容。律文中"为作务"是与"官"或"官府"类似的概念,钱是损坏公物后依价赔偿的钱款,质钱是官府为大型交易提供质剂而收取的税金,所涉及的款项只是地方官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同时出现于秦律《关市》、《金布》中,在秦统一前后律文可能作过修订。     

五彩丹霞在中国

正1928年,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在中国广东省北部山地进行野外考察时,被仁化县丹霞山密集分布的红色崖壁所吸引。因为之前从未发现过类似地貌类型的地质记录,冯景兰就以丹霞山名字中的"丹霞"二字将这种特殊地貌命名为"丹霞层",随即以饱满的热情展开对这一全新地貌的研究,此后陈国达、吴尚时、曾昭璇、李见贤相继对这一地貌进行定义,但仍无定论。那时的冯景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开启的这座丹霞之门,背后掩藏着多少光彩夺目甚至震惊世界的宝藏。而"丹霞"一词则源自曹丕的《芙蓉池作诗》,"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文化”论抑或“食物系统”论?——粤北乳源瑶族的食物禁忌及其疾病观

特定食物的禁忌及其疾病观,被长期归因于特定"文化"的作用,或被解释为"食物系统"的限制。从粤北乳源瑶族来看,瑶人早先对狗、蛇的禁食,取决于犬祖、龙神信仰下的狗、蛇隐喻。隐喻脱离后,食狗禁忌并未解除,至食物结构与家畜饲料改善后,在汉人饮食风俗影响下,狗才变成"好吃"的食物。由此审视"文化"与"食物系统"的解释范式,可知前者往往忽视背后的现实与意图,前者与后者各自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特定的食物禁忌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表征,在历史情境中把握"关系",有助于厘清"文化"与"食物系统"的作用机制。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