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飲中八仙”之聚散與天寶文學走向

"飲中八仙"是天寶初期形成的文人羣體,嗜酒、狂放、風神、才藝等共同特徵,是該羣體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其存在時間從天寶元年秋末到天寶三年春初,只有一年又三個月。"飲中八仙"中,除了李適之確實與李林甫有政治上的交鋒外,目前尚無證據表明賀知章、李璡、李白、崔宗之等人參與了李適之與李林甫的鬥爭。但是,"飲中八仙"的交往,使他們陷入了微妙的政治猜忌,最終被迫解體。"飲中八仙"的解體,對天寶文學的發展走向産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表現爲三個方面:一,開元以來統治集團的尚文傳統在天寶時期逐漸失落。二,文人聚集方式發生了變化,天寶時期普通文人與執政的宰輔大臣之間相當疏離,他們更多散落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數量衆多的文學羣落。三,天寶文學的内容和題材與此前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稿約

<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是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1979年由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創辦。本刊注重實證研究,主要刊載有關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適當譯載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刊載與本段歷史密切相關的資料整理成果。本刊接受紙質投稿和電子稿投稿,實行匿名審稿制。來稿請使用繁體字,並附上中文摘要、關鍵詞、英文題目,及作者姓名、單位、職稱、通訊地址和電子郵箱。稿件不予退     

清代家集與文化傳統

<正>清代具體類别文獻的編輯與刊刻,多有全面回溯性質;各類别之間又存在整合配套關係。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編年譜,有自定著述總集;一家一族則有家譜,有家族性總集(家集);一鄉一鎮、一縣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書式的志書,又有郡邑性總集。層層外推,小大呼應,古今關聯,形成層級性的文獻體系。這一内部彼此牽涉的文獻體系的形成,當然不只是文獻編纂、生產體系中的模仿與再生,它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特别是將目光集中在這一文獻體系中的周全性,以及明清家集、郡邑性總集與前代十分醒目的數量差異時,     

唐代的光署錢問題探略

<正>筆者二十餘年前曾撰有《唐代的光署錢與五代的光臺錢和光省錢》的讀書雜記,收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中1。當時主要討論了唐代三署(三省和御史臺)的光署錢和五代時期的光臺錢、光省錢之間的關係。近年來學界對唐中後期三署官這一群體研究的深入,爲我們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我在舊文中提出《舊唐書·陸扆傳》出現的三署,指的是《舊五代史·職官志》中殷鵬所説的三署,即北省(中書、門下兩省)、南宫(尚書省)、憲臺(御史臺)。其後李錦綉、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

本文將昭陵這座建築作爲一部"文本"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讀,主要循三個角度展開:其一,將昭陵置於特定時空語境中進行個案考察;其二,將昭陵作爲一個視覺的、物質的、整體的景觀進行解讀;其三,回到初唐的政治環境和時代脈絡,體察當時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及其與昭陵營造之間的關係。本文通過具體分析揭示出,昭陵的空間規劃與建築布局展現爲清晰的時間性敍事,以視覺語言完成了墓主由秦王到太宗、由天子到皇帝·天可汗,唐朝由李唐一家到大唐帝國、由關隴集團到天下大統的一系列轉變。可以説,昭陵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强化了當時的權力觀念,也見證了貞觀王朝的政治秩序以及七世紀初唐朝的歷史視野和總體格局。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民約通義》:上海大同譯書局初刊本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新發現的上海大同譯書局本《民約通義》,不僅提供了盧梭《民約論》最初刊本的實物,證明1898年大同譯書局確實刊印過此書,而且對於重新認識該書在近代中國早期的出版、傳播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可以糾正以往研究中對諸如作者和譯者名稱等的一些錯誤認知,有利於澄清《民約通義》早期版本著録的混淆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問題。文中探討了大同譯書局本、上圖本的相互關係,論證上圖本來源於大同譯書局本,對其兩次修改情況與文本的異同做了具體的比較分析,並進而揭示了康梁維新派與盧梭《民約論》之間的關聯性。     

韓愈“足弱不能步”與“退之服硫黄”考辨

韓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爲何服食硫黄,是韓愈生平研究與品格評價中仍無定説的關鍵問題。以韓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張籍的《祭退之》詩、白居易的《思舊》詩與隋唐相關醫籍相比對,韓愈確實服食了硫黄類的"藥湯";但服此藥湯的目的,是對症下藥地治療腳氣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聲色的壯陽之需。韓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則與其長期的南土經歷、豐肥的體型、遠貶潮州的沉重打擊有關。韓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稿約

<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是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1979年由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創辦。本刊注重實證研究,主要刊載有關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適當譯載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刊載與本段歷史密切相關的資料整理成果。     

稿約

<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是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1979年由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創辦。本刊注重實證研究,主要刊載有關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適當譯載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刊載與本段歷史密切相關的資料整理成果。     

稿約

<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是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1979年由著名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創辦。本刊注重實證研究,主要刊載有關中國中古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適當譯載國外學者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刊載與本段歷史密切相關的資料整理成果。本刊接受紙質投稿和電子稿投稿,實行匿名審稿制。來稿請附上中文摘要、關鍵     

救父與救母之間——中古盂蘭盆節性别視角再考察

盂蘭盆節作爲中古時期的重要節日,從名稱上看,其淵源可能與印度傳統祭祀有關,具備一定的父系色彩。然而在後續的歷史中,盂蘭盆節的發展與目連救母故事産生了緊密勾聯。這既與目連本身特質有關,又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的深刻影響。在中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盂蘭盆節的主題出現了由父向母的轉化。     

《左傳》中時間系統的表達

<正>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知世界、交流信息的基本框架,也是語言系統需要表達的重要内容。人類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分割更多體現在人類語言中的各種名物及其關係,對於時間的認知更多體現在語言中表述各種存在物的動作行爲、狀態屬性及變化的謂詞和句子。無論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還是無數個體的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存在或發生的方式都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日常交際中的一個句子陳述一個事件,事件的主要内容即是某個存在物的動作行爲或狀態屬性及其變化,這些内容都體現爲時間維度上的一個過程,因此時     

從“胡亂”小說看古代朝鮮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

李氏朝鮮王朝與明王朝維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關係,尊行共同的儒家華夷觀念,並在華夷框架下對周邊國家及民族進行了相應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際乃至清朝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儒家華夷觀都深深影響着朝鮮對待明朝、清朝的立場,並在相關的"胡亂"小說中有大量體現。本文梳理不同時期"胡亂"小說的創作特點,由此探尋古代朝鮮社會對儒家華夷觀的接受與發展過程。     

歐陽修《近體樂府》的成立與傳承——另一種《近體樂府》

南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刊刻《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一百五十三卷,流傳至今。其中卷一三一至卷一三三收録歐陽修的詞集《近體樂府》。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曾于南宋時期幾經增補。在增補過程中,《近體樂府》添加了部分詞作,最終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的《近體樂府》收録了一百八十一首。另一方面在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基礎上,南宋後期刊刻的天理圖書館所藏的《歐陽文忠公集》中的《近體樂府》增補十三首,總共收録一百九十四首。南宋時期關於這兩種《近體樂府》收録詞數目不同的情況,目前的研究成果還完全未曾覺察到。本文基於之前的研究成果,首次對南宋時期存在的兩種《近體樂府》進行釐清。並且,基於南宋時期兩種既存的《近體樂府》,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角度,進一步對歐陽修《近體樂府》的傳承與相關問題進行探析。     

張之洞的别敬、禮物與貢品

本文全面介紹"張之洞檔案"中有關别敬、禮單與貢摺等材料,具體說明張之洞支付别敬、贈送禮物與進呈貢品的情況,並由此觀察晚清上層社會的日常生活,觀察晚清上層社會的腐敗速度與程度。本文以極大的篇幅介紹張之洞向慈禧太后進貢,尤其是慈禧太后、光緒帝逃亡西安時期的情況。張之洞雖是清流出身,但到了此時,仍不免須花費很大精力和財力來辦理送禮與進貢;而他的禮物與貢品中,竟有相當部分是書籍與文具,依舊顯露出其書生本色。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