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茂名县得名解释的历史演变研究

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大革命时期陕西五一县相关问题述论

文章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考察了大革命时期陕西五一县置废的时间、过程和影响因素。1927年5月1日,渭南县渭北地区新设五一县,治所在故市镇,12月5日被裁撤。从长时段来看,元代将下邽县并入渭南县使得渭南县囊括渭北,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渭北地区问题不断,日渐"脱离"。故市县佐的设置及各种地方社会因素最终诱发了新县的产生,但中共积极的组织和对群众运动的充分发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五一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乃至全国政局动荡影响地方行政区划的一个缩影,也因陕西乃至全国政治形势的转变而被裁撤。     

春秋时期晋国的县制

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变革时期,地方行政建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动的情况。春秋时期地方行政建制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晋、楚、秦等国开始推行县制。本文拟对春秋时期晋县的设置情况、职能、特点、性质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

嘉靖年间,部分官绅士庶呈请在潮州府属潮阳县境内置县以弭盗安民,并控制赋税输纳通道。普宁置县后,潮阳、普宁两县的都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矛盾,潮阳官绅从循名责实到混淆割都分图的概念,变相论述普宁的"有名无实";普宁官绅则以戍卫御暴的逻辑,论证普宁县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完善新县政区规制使普宁县"名实相符"。在这当中,国家政区制度交织于县邑标准的不同解说、地方利益需求、新县历史文化创造、地方情感表达之中,由此展现新政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渐趋"坐实"的过程。     

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

本文细致梳理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等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认为政区变革中各种客观的地理因素起何种作用,取决于主观的决策群体如何认识与考量。县城与乡村居民对裁县的态度亦有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个人利益,而非单纯是文化因素和地域意识。清代裁县后实行的建立乡学、保留学额等特殊政策,强化了地域隔阂,形成本邑与新并两个畛域分明的地域空间,并最终成为民初复县运动的诱因。指出行政区划史研究应回到行政运作,回到地域社会,于官方叙事之外寻找底层民众的声音。     

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社会史视野下的政区变动——以建国后松政县的两度分合为例

本文运用社会史的方法,借助档案、地方文献、口述史料,对建国后六七十年代松政县两度分合加以考察,论证其发生过程与原因,并与周边地区分县运动加以比较,指出行政区划建撤,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事实上深受影响的民众,通过相关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基于民情,政府部门往往适度调整政策,决定政区是否最终建立,这是政区变动的实态.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南宋“县阙无人愿就”辨正

南宋"县阙无人愿就"主要出现在秦桧专权时期。告讦、羡余等不良行政风气,是南宋县阙严重的主要原因。而轻视县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性,即"监司、州郡为本,县为末"这一祖宗家法,与南宋时期县的地位不断上升的现实相矛盾。在高宗更化(1155)以后,这些因素逐渐得到改善,县在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南宋官制中的主要特征,仍然是"员多阙少"、"待阙"等冗员严重的局面。     

试论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县参议会

县参议会是国民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之一。县参议会的建立和有关活动是当时地方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选取浙江省县参议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和浙江省各县的文史资料,重新解读县参议会,力求获得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黄陂撤县设区亲历纪略

正1998年9月15日,黄陂的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国务院批准撤销湖北省黄陂县,设立武汉市黄陂区。20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发展。撤县设区后,黄陂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人民群众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10年黄陂区的经济、社会等综合指标排名蝉联全省县(市)前茅。回顾20年前撤县设区的过程,我作为     

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

珠三角都市化村庄的地方性时间在工业化、都市化过程中发生巨大改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时间"制度。这种时间制度在仪式节庆和文体娱乐等公共生活中得以清晰体现,并塑造出独特的地方社会生活节奏。生产方式变迁、当地民众对意义的追求、"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都在地方时间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大姚“民族文化名县”的建设

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姚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提出一个战略目标,即：建设“生态经济大县,资源开发强县,民族文化名县”。这个新世纪发展战略,既符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和省委加快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同时,又符合楚雄彝州建设文化大州和大姚县的实际,也是大姚人民的共同愿望。怎样建设“民族文化名县”？用民族文化产业推动全县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这是一个必须把握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县(市)续志记述改革内容刍议

正在编修中的二轮县(市)志所记述的主要时段,正是各县(市)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记述改革这一重要内容,已成为当前各县(市)续志编纂者思考的重点之一。就目前的情况看,对改革的记述大致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大集中",设改革开放篇,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各项改革内容集中记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大篇并列;     

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知县并非都是“七品官”

正封建社会官分九品,每一品又有正、从之分。豫剧名家牛得草领衔主演的豫剧《七品芝麻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后,很多人误以为县令都为"七品官"。其实,知县也是分等级的,古代县令并非都是七品官,有的甚至高居正五品。中国的县在政区建制,开始于春秋时期。那时,秦、晋、楚等国在新兼并的边地设县,后来又推行到内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历时     

促成“三家分晋”的说客张孟谈

智襄子和张孟谈,对比鲜明:一个贪得无厌,一个功成身退。这就是历史。我们都知道"三家分晋"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事件,它和"田氏代齐"一样,都是春秋史进入战国史的标志性事件。在"三家分晋"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人,其实是一位普通的小人物。他就是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