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

清代以刑部为"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司官的法律专业化水准于国家治安干系重大。雍正及乾隆初年,刑部内推动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司官的选任、补缺方式、差委情况均发生变化。在此之后,刑部司官的入部年龄降低,在部时间延长。司官的部内地位在"缺"和"差"的双重作用下赫然分为两个阶层,堂官对司官仕途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初入刑部的年轻司官为了获得堂官的赏识,在部内"日治案牍夜读律"。他们努力弥补入仕前法律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使刑部的法律专业化水准迅速提升。     

清初部院司官体制考——兼谈作为过程的“清承明制”

清初部院内部结构经历了由正副理事官体制向司官制的过渡。关外时代的正副理事官体制以旗授官,而非以司分职,入关后一度与汉官系统的司官制并存,满官藉助品秩的优势实现对汉官的全面监临与掌控。顺治八年前后,清廷开始尝试理事官的分司,但各部落实的程度与范围均不尽相同,新旧制度由此交互。顺治十五年划一满汉官制,满洲旧制全面向明制靠拢。康熙初年制度复旧,部院权力结构上实际恢复了理事官体制的精神。圣祖亲政后,缩减旗分缺,建立折衷的满缺司官调拨制。由于官书编纂时的"追改",这一过程晦暗不清,本文利用清初满汉文档案与题名文献,尝试厘清部院司官制确立的曲折过程,为理解"清承明制"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     

明中后期吏部司官分省与官僚政治

基于地域平衡理念,明代吏部司官有每省一员、照省推补的分省惯例。这一惯例的形成及其在明中后期的应用、发展和严格化,与各省官僚群体的支持密切相关。同时,此惯例的发展稳固,又不断培育着官僚群体的乡党意识和参与意识。皇权、吏部在吏部司官选任中的制度性、机构性权威逐步减弱,各省乡党逐渐掌握了从吏部司官到巡抚、提学、翰林、科道等官缺的选任主导权。权移于下、同乡为政的乡党化趋势,令晚明政局中的皇权、吏部、乡党等各方呈现难以整合的对立趋势。     

清代軍機章京的考選

軍機章京是軍機處辦理日常事務的司官,負責每日擬旨、協助處理奏摺、編修重要檔册。軍機章京的選用,有着較爲嚴格的程序:先由内閣、六部堂官從本部願充章京的司官中選送,再由軍機大臣試以傳統經史論題,並據書法、文義區分等第,經初步録取後引見、記名、候補。章京考選制度,從嘉慶十年(1805)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持續百年之久。由於章京有着三年一度的"異常勞績"保獎,且長期與軍機大臣相處而關係密切,甚至還有可能得到皇帝青睞,升遷比普通京官迅捷,仕途也更爲寬闊。不過,因其工作内容及考試側重所限,他們缺乏大視野及專業知識的訓練,即便日後身居宰輔,也少有全局性的改革建議及施政舉措。軍機章京的考試選拔的缺點,是清代選官制度之弊的一個縮影。     

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宋代官员分司主要有自请、责降、叙复和优待四种方式,神宗以前,自请和优待者居多,神宗以后则以责降为主。分司官有一定任期,但职事简单,并逐步虚化,直至全无,由此也导致了分司官之分司地与居住地由完全一致向完全分离转化。官员分司之初官职一般会发生变动,或升或降取决于分司方式。分司官可享有升转官资、荫补亲属为官等政治特权以及以俸禄为主的经济待遇,但分司官之间、分司官与现任官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别,并因时而变。宋代官员分司制度既承袭了前代的做法,也有自己的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对宋代以后的作用并不明显。     

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

明初鼓励天下军民上言四方利弊,上言者的身份和言事内容几无限制。洪武时期,明廷即为议处四方建言创设了一项会议制度。这类会议由礼部主持,参议者至正统末年固定为九卿堂上官和六科掌印官。会议举行的频率,正统时期规定每月一次,成弘时期基本是一年两次。简单事项,会议时直接作出决定;需查议者,会后由各该管部门详议复奏。明代前中期言路顺畅,与这种专门会议有直接关系。只是到了嘉靖中期,国家多故,这类会议渐趋弛废。建言民情会议因其周期和参议者稳定,与明代多数因事召集的会议很不相同,不可不察而将文献中专门针对此类会议的记载视为明代的一般会议。建言民情会议是明代会议制度化程度之高的一个表现,也不失为古代国家治理史上一项有益的创举。     

释“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

故宫博物院藏"太师国王都行省之印"是大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赐给大将木华黎的官印,为木华黎受命主政中原汉地时(1217-1223)专用。"太师国王都行省"官号甚为罕见,该印内涵丰富,既有金朝旧制的影响,又体现了大蒙古国官印制度产生、发展的脉络,是金元之际典章文物传承的典型器物。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唐五代供奉官考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指出 :在唐代前期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出现宣徽供奉官 ,属加衔性质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官男”考

正在明清涉及土司的文献,如明清两朝实录、文集、笔记、方志中,屡屡出现"官男"一词,特别是清代土司承袭档案中使用最多。遗憾的是,至今无人对其内涵进行全面准确之阐释,《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亦无收录。那么,"官男"一词在土司制度中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内涵又该如何把握?这是研究土司制度应该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就"官男"之用法进行梳理,并考证其内涵之演变,以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     

清代官缺制度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巩固满族(含满、蒙、汉军旗)的统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官缺制度作为清王朝人事上的组织原则与实现形式,实质上体现了行政权力在不同民族属性官员间的分配和调置,对满族的同治地位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将通过对官缺的形式、形成原因及官缺制度对清代的影响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奇华宫”铜炉年代考

"奇华宫"铜炉因铭刻"天汉二年"往往被认定为西汉武帝时期遗物,但是其器形与与唐宋时期的香炉十分接近,与汉六朝时期的炉相差甚远;铜炉腹部和足面装饰狮子图案也流行于唐宋时期;铭文所记二级工官制度目前发现仅出现于汉元帝及以后时期,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出现。据此判断"奇华宫"铜炉所刻铭文乃后期伪造。     

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评介

刘玉峰博士的《唐代工商业经济论稿》(齐鲁书社 2 0 0 2年 9月版 ,以下简称《论稿》) ,是他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 ,又作为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研究课题 ,经过不断修改补充而完成的。堪称作者六年心血凝成的一部力作。《论稿》包括总论和七个篇章 ,另收四篇附录 ,总计二十三万余字。主要内容涉及唐代官营国有工商业、唐代民间工商业的政策与管理、唐代商品产销和商品流通的制度与管理、唐代的盐铁酒茶政策及其经营管理、唐代民族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管理、唐代的货币问题、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等专题。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唐代的官…     

格鲁 宫廷式风范

正格鲁巴是藏传佛教各支系中形成最晚,出现最迟的一个教派,但时至今日最为普及、影响最大。格鲁巴在获得兴盛繁荣之后,特别是在其主导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佛教艺术的筑、绘、塑、铸、雕、印等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官办、民营绘塑行业组织齐头并进,勉唐、青孜、噶玛噶赤等绘画流派继往开来,从而形成了极具西藏本土特质的一统江山的"宫廷"艺术风貌     

清代州县佐杂官司法审理权探析

清代长期规定州县佐杂官不得擅自受理诉讼,但在实际行政过程中,或由上司、正印官批委,同城佐贰官临时拥有审理某些轻微案件的权力;或由朝廷批准,一些分防佐杂官长期拥有除命盗重案以外的司法审理权。自雍正朝起,由督抚奏请、朝廷同意而设立分防佐杂的公文,是为某一官缺或某一批官缺制定的规章制度。分防佐杂官的司法审理权源自这些公文中的规定,而不是《清会典》《吏部处分则例》等法典中的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