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春秋决狱”

相较而言,董仲舒一直是法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其为"春秋决狱"的开创者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认为,董仲舒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他只是汉代"春秋决狱"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重要实践者之一,是汉代"春秋决狱"的大力推动者之一。不仅如此,从与政权的紧密程度看,他对"春秋决狱"的直接影响甚至比不上公孙弘。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春秋决狱”一词考

"春秋"一词的历史变化对"春秋决狱"有什么影响?《春秋》一书的相关内容对于"春秋决狱"有多大影响?"春秋学"的发展变迁又为"春秋决狱"的产生了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循着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较为深入地考量"春秋决狱"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可以为深入研究法律儒家化提供历史资源。     

台湾学者涉及“春秋决狱”研究评述

台湾学者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是研究“春秋决狱”的一个独特视角。在笔者看来,以陈顾远、戴炎辉、高明士、龚鹏程等为代表的这些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没有把“春秋决狱”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在研究“春秋决狱”时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不能忽视。     

有关"春秋决狱"几个问题的研究

文章对近年来在“春秋决狱”的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对一些新提法阐述了不同的见解。这些新提法主要涉及“春秋决狱”一词的使用、“春秋决狱”的结束时间,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三个方面。     

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历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其特点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法律依据,其实质是把儒家经典法律化,将法律儒化。春秋决狱给中国传统化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章探讨了春秋决狱的实质及起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它给传统化造成的危害。章认为,要使中国法治走上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传统化。     

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

居延破城子新出的简牍中,有一份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二月居延县廷对甲渠鄣候栗告发客民寇恩负债事一案的治决档案,应当就是汉代所谓的"具狱"。这样完整的治狱材料,过去从未见过,这对整理已经散乱或残缺的同类简册,研究汉代治狱鞫     

台湾和香港学者的“春秋决狱”研究

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对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成果,本文对此做了学术梳理和学术述评。以此为依据,文章提出,他们的学术研究,代表了当今＂春秋决狱＂研究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台湾学者的联合攻关,更值得称道和借鉴。     

由《春秋》纯儒而“益世”儒宗--《汉书》对董仲舒武帝朝地位的重构

《史记》中的董仲舒不过是专治《春秋》的纯儒,而这一认识在《汉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武帝朝并未被过于重视的《春秋》纯儒董仲舒,随着汉代政治形势及学术倾向的变化,至元帝时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武帝时期。至刘向时董仲舒始被鼓吹为对武帝朝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儒宗。班固接受了刘向的说法,并为使得董仲舒符合两汉的儒宗标准而刻意通过种种手段提高了他在武帝朝的政治参与度,于是董仲舒从《史记》的纯儒一变而为《汉书》中"于世有益"的儒宗。     

春秋决狱法律内涵的重新审视

形成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司法裁判方式。它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决狱重视法律原则,注重法律的主观因素、法律的灵活性和法律适用的社会基础,它所蕴涵的司法价值和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公羊传》中“君臣之义”与“亲亲”原则的冲突

<正>由于儒家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成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也就是引经决事,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作为判案的依据,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决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春秋公羊传》的部分判例却不符合逻辑。     

汉代廷尉考述

廷尉是汉代掌管刑狱的最高职官。其主要职掌有决狱 ,包括行政和军政系统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吏 ,宗室犯罪 ,及谋反等重罪 ;部分法令的制订 ;决天下疑狱等。但在皇权至上的政治格局下 ,廷尉的权力受到其他职官的制衡。作为司法官员 ,廷尉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法律素质 ,西汉武帝之后 ,这一职官也要有相应的经学修养 ,这同汉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另外 ,廷尉还以众多的僚属为支撑 ,使其能正常行使职能。     

汉代的廷尉狱

汉代的廷尉狱位于廷尉府内,属于"诏狱",专门收审重大案件的涉嫌人犯,其中多有王侯大臣和郡国守相,东汉时还收押有宦官,他们在狱中拥有一些特殊待遇和权利.汉代"廷尉诏狱"一语另有法庭的含义."诣廷尉诏狱"的一部分犯人被安置在中都官诸狱,这是因为:一、廷尉狱容量有限;二、廷尉狱监护防范并非甚严;三、皇帝欲通过派遣使者直接控制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     

国外“春秋决狱”研究略述

在关注国内包括大陆和港台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国外相关研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全面总结"春秋决狱"的学术成果,为深入研究做好学术铺垫。国外研究方面,已知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有相关学术成果,而且问题意识比较明确,可以扩大我们的学术思考空间。尤其日本学者的相关学术见解,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春秋》与西汉政治生活

西汉一代,由于董仲舒大力推演《春秋》之义,与皇权神授说相结合,因而使《春秋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俨然是一部“圣经”。清人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有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大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卷八)兹举两个典型例子,说明《春秋》在当时所起的指导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其一,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园和辽东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认为这是上天向朝廷示意要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其理论根据是:“《春秋》之道举往以明     

“人情”之重:汉代官场中的温情花絮

正出现在这里的"人情",与"托人情,走后门"没有一点关系,而是"人之常情"的意思。汉代的学者很推崇"人情"的重要性。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在说到礼仪制度的起源时,不忘强调"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西汉后期的能臣薛宣,以"人情"为纽带约束他的部属和民众,获得了政声。薛宣有"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的官场美誉。在他担任"左冯翊"(京畿"三辅"     

百年来“春秋决狱”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不懈地努力,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进行归纳整理,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无疑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百年来的"春秋决狱"研究评析

百年来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成果卓著,学者们为此而付出了不懈地努力。笔者收集这些零散的学术观点和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对其肯定成绩,找出问题,意在为以后的研究选准突破口,奠定良好基础。     

汉代公羊学传授考

《春秋公羊传》在西汉时代是个显学。名人有董仲舒和胡母生及其弟子公孙弘。董仲舒三对策受汉武帝赏识而被任为江都相,并著《春秋繁露》流传于世,成为“儒者宗”。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治《公羊春秋》,又都是汉景帝时的博土。董仲舒还“著书称其德”,敬佩他的品德。他因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汉书·儒林传》)齐地讲授《春秋》的学者都以胡母生为宗师,即现在听说的学界泰斗。     

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评《汉代春秋学研究》

由于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推波助澜,《春秋》一书在汉武帝时代上升为政治教科书之列后。便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着双重影响。因此,研究《春秋》学的形成与发展,它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畸变与争议诸问题,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学说史,尤其是统治术儒学化的进程,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马勇同志的《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