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鼐、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这位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阮元与《皇清经解》

《皇清经解》乃清代学术大师阮元任两广总督时组织人力在他所创立的广州学海堂中辑刻的一部大型典籍。全书共1400卷,囊括了清初至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内容除经学外,尚涉及哲学、小学、校勘、史地、天算、金石诸方面,集清代经学考据、校勘之大成,对后人研究古代经史、小学以及历代典章制度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对其辑刻始末和成就优长作了述评,也指出了它编次失当、搜罗未备、甄录欠审等缺点。     

明清乡贤考据述论

乡贤考据就是对乡贤的履历、功绩、乡里、封爵、官职等进行钩沉、考证,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为明清时期编撰乡贤传记、厘定乡贤祠祀提供准确历史信息。从事乡贤考据者主要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和乡贤后裔,虽同是考据,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旨趣和情怀。从学术特点看,乡贤考据以史、志为根本,重口碑乡评,主张考证必有所据,与"乾嘉考据"既有不同,亦有相通之处。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

明末利玛窦入华,学习儒学经典与注意科举考试,其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对科举是否产生冲激,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论、天文学、历法等自然知识,具有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蕴义,吸引李之藻求教并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后,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出一道"天文"试题。其中虽无一字提到西学,却吸引士人在揭榜后求教,激起郑怀魁兴趣,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迁知处州,李之藻降职待补,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请郑怀魁帮忙出版。这段曲折的历史是西学与科举试题的首例,成为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的一个案例,亦为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之一。     

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特色及学术贡献

考据之学在清代发展壮大,到乾嘉时期已经逐渐成熟、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考据学派。清代考据学派追求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建立了严格的学术规范,探索出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清代考据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不仅经学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在小学、史学、历算等学科亦有建树,还整理刊刻了大量古文献。此外,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沈曾植：身染复辟污点的“硕学通儒”

正1917年至1918年间,沈曾植隐居沪上"海日楼",中外学人争相向其问学,家中座客常满,俨然一代儒宗。王国维说沈氏精擅乾嘉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综百家,旁及两氏,亦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谓沈为"盎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第一人";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     

《欧斋石墨题跋》序

金石之学,乾嘉以来弥盛。石之存佚,字之完损,察入毫厘,价腾金玉,此鉴藏家也,以翁覃溪为巨擘。博搜曲证,贯穿经史,论世知人,明如龟鉴,此考据家也,以钱竹汀为宗师。至于收集编订,广罗前人考     

戴震和皖派学术

“皖派”又称“乾嘉之学”或“清朝考证学”,专指清朝中期出现的学术运动的代表学派之一,因为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为代表而誉之为“皖派”。一、“皖派”与乾嘉时期另一经学的代表学派“吴派”并称。“吴派”是以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惠栋;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人钱大昕等人以苏州为中心的由江苏籍学者组成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成都龚向农先生《经学通论》蠡述

《经学通论》是民国时期四川学者龚道耕所撰的经学概述著作,论述了经书概况、经学流变、治经门径等问题.龚氏治经主要沿袭乾嘉学风,复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正,故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长于守成,但在经学史分期和今古学区别两大问题上独具卓识,使该书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著作,又是一部颇有创见的经学研究专著,至今仍有其价值.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札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收藏的历史

中国有收藏的传统。殷商时期就有收藏活动,南朝时名迹买卖以至造假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收藏是历朝历代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热衷的一种活动。宋代收藏出现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倾向。元代内府的收藏品是在接收金及南宋内府大量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搜求补充而得,延及明清,乾隆时臻于极盛。明代出现了一批藏品甚富、眼光很高的大收藏家,并有体例多样的各种鉴藏著述问世。清代乾嘉朴学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兴盛,训诂考据成果璨然可观。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先秦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保存于"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在礼学研究中不绝如缕地传承,礼制研究则在20世纪现代人文社科方法传入后,摆脱了作为礼经训诂附庸而存在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并且因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传入,研究方式趋于多样化。民国时期开始使用的"礼俗"概念自改革开放以来内涵日益丰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资料日新月异,其中的出土文献为礼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实物资料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物化礼乐乃至政治典制研究提供了新素材。以上研究均有长足进展,但在研究的系统化方面则仍然存在广阔的提升空间。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朱锡庚治学转变及其与章学诚、阮元的学术交往

身为乾隆时期朴学领袖朱筠之子,朱锡庚未能世其家学并弘扬考据之风,反而在与章学诚、阮元等著名学者的交往中,开始检讨汉宋之学,治学路径逐渐从训诂考据走向了义理追求,提出了"礼外无理"的主张,反映了嘉道时期学术思想的新动向。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