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毋庸置疑。可问题是,此一鼓吹个人主义的学说何以会成为合群保种的思潮?对此,史华兹、冯客等学者都看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与他鼓吹的个人主义有矛盾,正是前者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一解释仍有未尽之处。从章太炎、严复的论述中能够看到何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在中国会成为国家竞争的学说,及彼时中国人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应当说,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荒应对研究——以粮食救济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灾害频发,各地纷纷出现粮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福建省委、省政府将粮食救济作为中心工作,贯穿政府赈济、生产自救、社会互济全过程,克服了灾荒,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同时提高了防灾救灾能力,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     

政府权力与资源保护——以1950年代的胶东渔场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代胶东渔场的资源保护政策,反思了中国环境史学界的“破坏—保护”取向.很多资源保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伴随着高度规范性的政府权力.渔业机构为保护海参而采用了设置禁捕期、限制规格和设置保护区等相结合的办法,这些手段并非对资源危机的回应,也不能阻止稚参的大量生产,它们旨在避开低效的生产季节、截断非法的交易链条以及占据产量最高的参场.本研究表明,环境史学者应该走出“衰败论”的怪圈,揭示隐藏在资源保护政策背后的开发秩序与利益体系.     

山海关事件始末与英美之应对——以英美外交文件为中心

侵占东三省后,日军为吞并热河,先后三次与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最终于1933年1月3日占领了山海关县城。得知此消息后,在华北拥有较大利益的英国积极主导调停。但在调停方案上,英国内部有极大分歧:英国驻华代办应歌兰希望仿照调停一二八事变的方式处理山海关事件,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反对和美国政府的推诿;秦皇岛的英国海军向中日双方提出调停意愿,而国民政府一直怀有疑虑。最终,英国的两套调停方案均未实现。占领山海关后,日本政府还企图利用《交还天津来往照会》,迫使北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中国军队撤退2英里。国民政府随即向《辛丑条约》签字国指控日本非法利用条约。英国向美国建议,联合《辛丑条约》各签字国一起向日本发表口头抗议,遭到美国拒绝。     

行业习惯与国家法令——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为中心的分析

1930年,上海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向政府提出,无论是否加入同业公会均应遵守同业行规,工商部对此表示异议,从而引起各地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不满。双方主要在行规性质及是否赋予行规以法律效力方面存在分歧。最终,政府尊重行业习惯的既存事实,行规问题案获得通过,由此掀起了民国时期大规模的“重整行规运动”。这表明,行业习惯仍需要国家法令支持获得权威性与合法性,国家法令也需要有行业习惯的支持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唤醒了国人对边疆的极大关注,但中国边疆研究的真正发展繁荣则是在90年代以后,以中国边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边疆研究机构的先后成立、大量有关中国边疆研究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形成一门新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总结以往的研究历程,探索中国边疆研究的未来,无疑会促进中国边疆研究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编辑了这组章,希望中国边疆研究有更多学加入,有更多国人关注。     

地方政府与乡村庙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河北农村地区,民众有着举办庙会的悠久传统。乡村庙会既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制约。从抗战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对乡村庙会采取的具体政策虽然与时俱变,但总体上体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可庙会的一些积极功能,因而在实践中会支持庙会的举办;另一方面,对庙会上的敬神拜神、铺张浪费的现象持反对态度,并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改造之。这种双重态度的出现,既和庙会的多重功能有关,也和地方政府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中心工作的策略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口述历史与区域史研究——以家族史研究为中心

正前言近一二十年来在台湾口述访谈的风气大开,可谓众声喧哗,成果丰硕,由庶民角度出发的历史成为最能吸引众人目光的叙事。口述访谈是透过深度访谈以发掘个人记忆而形成的历史,因此西方学者开始探索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讨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哈布瓦斯则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     

禁烟展限案与全国首起谘议局辞职风潮——以《广西禁烟案汇钞》为中心

广西谘议局成立以后,立即会同巡抚制定分区分期禁烟办法,而张鸣岐自行展限,引起谘议局强烈不满。张鸣岐赴京述职,代理巡抚魏景桐采用拒绝报销电报费等手段逼谘议局就范,引起后者更大反弹。为维护议案和宪政的权威,广西谘议局全体辞职,第二届常年会无法召开,直到资政院裁决、摄政王亲下上谕才宣布复会。此事使广西谘议局成为各省谘议局的领袖和争相效仿的对象,把全国政治生态进一步推向激进。     

浅谈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以徐州地区汉墓为例

我国的汉代墓葬分布区域广,发现数量多,已经具备了进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进行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既要作基础性的研究,又要在基础性研究之上作相关社会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做到对区域性墓葬的全面研究。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推进整个汉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进而达到我们进行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适应战时财政的需求,四川省政府实施以提高税率为中心的营业税政策,致使商民税负骤然加重。以成都市商会为核心的四川商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抵制,最终迫使政府在税率问题上作出部分让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表明:在政府最需要增加税收以支持抗战财政的情况下,商界仍能够制约政府的税收行为,并实现征纳双方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

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7月,前后不过半年左右时间,国民党当局在昆明、重庆和南京三地,接连四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这些血案不仅没有压制住异议者的声音,反而给自己制造了一连串的麻烦,严重地损毁了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形象。面对接连发生的这类“政府暴力”事件,身为最高领导人,且坚持独裁体制的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处罚了几位当事的地方军政要员,包括批准枪毙了两批行凶的人犯。但是,要人相信蒋介石对这类“政府暴力”完全不知情,显然也很少可能。因此,无论蒋介石事后表现出怎样的愤怒,却仍旧难逃幕后黑手的嫌疑。细研蒋介石日记,可以注意到蒋的态度及作为实在复杂多面,其虽非这些事件的直接幕后黑手,却无论如何也逃不掉战后国民党滥施政府暴力的幕后推手的责任。     

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本文首先对吐鲁番新发现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文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由此出发,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关文有关的文书,特别讨论了关文的成立与用印制度之关系、关文所反映的录事司与各曹关系,以及县衙各司之间关文的使用情况。我们相信,对关文格式与运行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务运行机制的理解．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整风运动的技术史——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治理模式及其关联的政治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期,整风运动在其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此前学界侧重从高层政治(政治史)和个体心灵(心灵史)层面考察整风运动,较少关注沟通两者的制度与技术等中间因素(技术史)。整风运动的推进,有赖于干部教育、干部审查等制度基础,更离不开充分发挥既存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文化的效用。经由整风运动的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浸入中共政治生活,从处理党内斗争的机制转变为思想改造的利器。正是在组织和个体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形成的频繁的技术性互动中,思想改造得以触及个体的心灵。     

秦汉兵马俑文化比较研究——以秦始皇陵和汉景帝阳陵为中心

春秋以降,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走向政治舞台,借助于旧的礼制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成为这个阶层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文化表征,而人文精神的勃起,又为旧礼制注入了新的内涵,用木俑、陶俑代替人殉,人祭已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