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种变化使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为此,党采取了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机构、提高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系统翻译和出版经典著作、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和宣传员、注重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和大众化等一系列措施,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人民中得到普及,使中国共产党与广大民众有了共同语言,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手工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现代工业不发达,手工业在中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就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具有生产分散、资金短绌、生产经营的季节性明显、依附性强等特点。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部分手工行业趋于发展,一部分手工行业趋于衰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法律委员会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是设立在政务院内部,指导与联系政法机关、承担特定历史任务的过渡性机构。从1949年成立到1954年被撤销,政治法律委员会在新中国国家法制与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政治法律委员会对当代中国政法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推动、树立的政法工作逻辑与理念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

周恩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在《共同纲领》的起草、修改中,强调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先后衔接,共同为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从而明确了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定位;二是在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制定实施了稳步改造旧有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并抓住有利时机,彻底将外国势力从新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清除出去,维护了中国教育的主权;三是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对建立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并领导政务院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法规,从制度上保障和巩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成果。     

苏联专家与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事业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平（今北京）丰台火车站,周恩来身着米黄色中山服,神采奕奕,和中央其他领导前来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同志和他带回来的第一批苏联专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院整顿CSSCI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院整顿不仅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乃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紧密呼应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前进目标与历史进程。党和政府从国家政权建构的总体设计出发,领导了以“思想、组织、技术”为改造重点的医院整顿,发挥了医院在卫生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培养了人民卫生工作者队伍,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婚姻制度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南区由于长期受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各种陋俗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后,中南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经过调查试验、宣传发动和总结表彰,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新型婚姻制度,形成了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社会新风尚,从而促进了中南区整体性的社会文明与进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通过建交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与印度和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席亚非会议、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等活动,以及邀请外国政要、民间团体、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参观等官方和民间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付诸实践,成功地"自塑"了新中国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政要交往、国际新闻及个人叙述中"他塑"了"中国是真心诚意希望和平共处的""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中国已被普遍承认是一支国际力量"及"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中国"等国家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乡政建设的困境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政权建设不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有限的短期困境,福建省积极开展政权接管与建设,通过赋予农民协会部分政治性权力以执行过渡时期“准基层政权”职能的战略设计,普遍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助力乡村政治秩序、社会权力结构重建,乡村政权建设工作顺利完成过渡。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曾设立大行政区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渡性措施。这既是借鉴历史传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结果,也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党情而做出的历史抉择,并且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共全面执政前所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中共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中共对中国近代地方统治形式和苏共中央地区局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全面执政之初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理过程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展开,外商银行作为帝国主义在华金融势力的集中体现,其停闭成为历史必然。上海英资银行的清理过程比较复杂,从中国政府的策略来看,经历了从管理、利用到限制、清理的过程,而从英资银行角度而言,则有一个从观望到撤退的转变。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国家明确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列为社会发展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最终对英资银行采用了对价转让的清理方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金融体系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蝗灾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1949～1956年,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对防治蝗灾高度重视,广泛动员民众,积极推广药械治蝗、飞机治蝗,改造蝗区生态环境,使这一历史性灾害得到有效控制。防治蝗灾是党和政府治理社会积患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拥护,而且受到了国际关注,促进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进程中都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以郑州市为例

劳资协商会议是党和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基本原则,对调解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中央和河南省的指示精神,1950年,郑州市积极设立劳资协商会议,为私营工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五反”运动后,郑州市的劳资协商会议对缓和劳资关系、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黄河下游第一个大型自流灌溉引水工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兴利除害的信心和决心。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兼顾灌溉、航运双重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加深了灌区群众对新生政权的信任与认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一次尝试,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区监察机关的检查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区各级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开展了大量检查工作,大致经历了起步与较快发展两个阶段。通过检查工作,推动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促进被检查单位建立和完善制度,使干部的政策观念和服务群众的意识得到提高,人民群众加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了监督政府的信心。华东区监察机关的实践证明：检查工作应遵循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开展检查;检查工作应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促进检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是检查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客观地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检查工作的历史,可以为新时代开展监察工作提供历史借鉴,科学发挥这一制度效能,使之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劳动理念书写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权为强化对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形成尊重劳动人民的意识、养成热爱劳动的风气,就需要加强历史教科书中的劳动理念书写,借以灌输并养成学生们的唯物主义劳动观。“劳动创造人”“劳动工具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等命题皆为核心的书写范式。这种体现革命史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的确立又与新中国初期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崇尚劳动光荣、突出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整体社会氛围“同频共振”,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果。     

“三反”运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建设

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除惩贪\"打虎\"外,\"三反\"运动还着眼于从制度层面解决如何杜绝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三反\"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各部门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这场运动不但惩治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而且推动了党内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发展、国家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公有工矿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从而促进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三反\"运动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也是\"三反\"运动的深层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