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意识，在晚清“四民社会”解体之后，虽然一度被平等的国民意识所取代，但国民内部智性和能力的不平衡，使梁启超等人产生了“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新的士大夫意识；而到五四启蒙运动，个人观念的崛起又进一步在意志和理性上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其合法性基础也从个人的德性转变为现代的知识。人民固然是国家的主人，但政治和舆论的操盘者，应该是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能力的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与另外一种相反的平民意识相互激荡，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两歧性分野，也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转型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也称参与政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术语。所谓政治参与,中国学术界将其定义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进入了全面社会转型时期。在此转型期间,社会结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公民,必成为转型期推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何种方式…     

“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深入探讨“五四”对中国的影响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撞击和相互交融的历史经验及历史教训。由北京中国文化书院、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北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四单位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联合于6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南朝鲜、美国、苏联、中国及港台地区的130多位著名学者专家。与会者主要以“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议题,就五四与传统文化、五四与西方思潮、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除主题发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独立人格

如果从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开始算起的话,为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进行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迄今已有整整十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透过重重阴影去确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便会发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时间内所走过的,是一条交识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极其艰难     

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

《努力》,即1922年5月7日由胡适创办的一份周报。这份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也给人们识别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提供了绝好机会。     

一代学人丁文江

丁文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很有些名气的。他不但被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和翁文灏、李四光等共同开拓了中国现代地矿事业,而且广泛涉猎人文学科领域,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过积极探索,发表过大量论文,并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在解放后,他才被人们所淡忘,乃至完全被遗忘。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评价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于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时期,他们继承了近代知识分子向世界寻找真理的光荣传统,但又与前人不同。强烈的反帝意识、对资本主义强盗世界的更深一层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无限憧憬和向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出路的重新探索,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知识分子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他们有的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同伴的尸体,跟随共产党重新崛起;有的成了国民党的属下;有的选择了国共两     

『好人政府』中的『好人』们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坛,可以称得上是波谲云诡、跌宕起伏,与政坛的混乱无序相因应,思想界也是争奇斗艳、百花竞芳.在民国初年勃兴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和实践颇引人注目."好政府主义"是在世纪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低调的政治要求,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走向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建国初期“团结、教育、引导”方针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则打下“阶级斗争”烙印;至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指导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对知识分子实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随着改革深化进一步强化人才观念,重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与此相应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适应“现代性”要求,去除旧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体现新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集合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倡导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试图以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毕生传播新知的蔡元培与张元济

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大时代里,总会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和“宜然”之选择,成为自觉担当时代责任的社会精英和民族脊梁。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和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就是其中的翘楚。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分野与整合杂想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关系密切。关心政治的传统深深地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但在实践中,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又是很微妙的。沟通社会中的两大领域——政治领导者和学者思想家,是至关重要的。     

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一个抽象的固定概念,更多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过程。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曾经是得到过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共党人探索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群体“经历和体验”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杜维明现代知识分子观述评

五四时期,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西化派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保守派则在继承的同时艰难地寻求着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所受到的强大挑战,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积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杜维明的这一现代知识分子观在我们看来有其合理之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声音

我不同意那种动辄轻率批评知识分子政治上“软弱”的说法,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在某种制度及社会条件下,如果要说“软弱”的话,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人的事情,不论是否知识分子。同样的制度下,我们稍加考察就知道,西方知识分子多数也是一样的情况。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