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对日政策述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顺理成章的复出,这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因其害怕这个昔日的老对手。但面对中国国内几乎众口一致的非袁不可的呼声,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袁世凯复出后亦深知日本的意图所关,对日本采取了虚与委蛇的策略,并在关键问题上利用英国限制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对于日本愚弄皇室勤王的举动,也一一化解。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的主角小野妹子是位纯爷们儿。六七世纪时日本人的姓氏十分混乱,谁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妹子的家长,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毛泽东对苏外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述论(1949—1965)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1949至1965年,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苏联控制中国之心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述论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儒将,是1882年中国军队成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稳定朝鲜社会秩序的军事统帅.吴长庆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嗣父袁保庆及袁世凯本人有着三代世交关系.青年袁世凯投军吴长庆部,受到吴长庆的特别关照和精心培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青年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对吴长庆的恩情铭记在心.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在长期从事与领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中 ,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 ,使中日民间外交在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得以展开 ,最终促使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 ,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相互促进。     

袁世凯剪发辫日期考

两三年前,笔随手翻看《近代中国社会化变迁录》,对其中的一条史料产生了疑问。编引据1911年12月17日《大公报》的消息,说“12月13日内阁总理袁世凯剪除发辫,以为各界之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袁世凯三参张翼原因探析

袁世凯三次参弹张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作为地方督抚职在守土、捍卫主权的目的;也有与张翼争夺开平煤矿经办权,掌控北洋官业的目的;同时英国人对张翼、袁世凯间矛盾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翼借助朝廷奥援与袁抗衡又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斗争。这些因素使得袁世凯在开平矿权交涉中困难重重。     

日本锁国新论

终江户一代,日本实施了锁国政策,但这种锁国并非常规理解的紧闭国门,拒绝与外界进行一切交流的锁国。事实上,日本不仅保持着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的联系,而且通过中国人与荷兰人获得外部情报,并通过推广兰学接触西方科学成果。正是这种非常规的锁国,一方面维护了日本国内两百多年的和平与稳定,有效地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维护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将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袁世凯朋僚信函六通考释

袁世凯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这一世纪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疴的三年期间的通信往来展示了袁世凯及其同僚在这一时期的蛰伏状况。这组信函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布什当政的四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四年,这一调整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调整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过程前起后伏;二是目标为演变和遏制中国;三是出发点着眼于长期性和全面性;四是政策的矛盾性;五是突出了人权政策;六是表现出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六·四”风波,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战略利益的转变,才是布什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因.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次转变及其原因

近代以来150年间日本外交战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军事崛起到经济崛起,以及再到政治崛起的过程,并且为此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岛国的政治文化、内部指导思想固然是决定其战略转变的主要原因,而不可忽视的是东亚的国际环境亦成为日本对外决策的重要诱因。面对21世纪,军事失败与经济成功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顺应东亚一体化的趋势,实现与亚洲各国的和解,积极、平等地推动地区合作,将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现实选择。     

伪满时期日本的蒙古族上层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建立殖民统治的“新国家”,极力策动内蒙部分上层人物、分裂分子组织武装,乘机暴乱,大搞民族分裂的“独立”、“自治”运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稳定殖民统治,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形式采取了以蒙古“王公为中心”体制的所谓“民族自治”的怀柔政策。当伪满洲国各级政权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便开始废除传统的蒙古王公制度,实行“特权奉上”,蒙古王公享受了两个多世纪的特权被彻底剥夺。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