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各个历史时期的酒具

成都平原诸多古遗址都出土了不同质地、不同形制的酒具。较为典型的则有史前城址群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市金沙遗址、成都彭州市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成都市商业街船棺遗址、成都市新都区马家战国墓出土的酒具以及成都邛窑、青羊宫窑出土的唐、宋酒具和成都彭州市宋代金银器窖藏、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     

商周时期川南地区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交流

川南地区商周时期遗存可分为三期4段,一期1段包括三星遗址一期1段、市荣和桃坪遗址,二期2段包括沙溪遗址一期1段、朝阳、王华和平阳遗址等,三期3段包括沙溪遗址二期2段、三星遗址二期2段以及斑竹林遗址等,三期4段包括沙溪遗址二期3段、三星遗址二期3段,年代依次相当于殷墟三期、殷墟四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蜀文化在一期1段和二期2段大量进入青衣江流域以及大渡河流域的三星遗址,从而形成蜀文化在两地的地方类型——沙溪类型和三星类型,而自三期3段开始蜀文化便被本地文化所排斥而迅速退出,但相关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密切,并导致金沙江流域出现了祖源为蜀文化的类蜀文化遗存。     

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研究札记

金沙村所出礼器同时也是用以进行宗教活动的法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政教不分”的宗法制统治秩序业已形成，金沙村遗址具有典型的政教不分化特质。在今成都市西郊形成了以金沙村——黄忠村为轴心的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以两为核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是同一化内的两个中心间的转移，内在动力是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和对更为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这种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     

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成都平原是介于四川盆地西部龙门山、邛崃山与东部龙泉山之间的一片冲积、洪积平原,面积约9500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海拔在400—750米之间,平原周围分布有小片的丘陵,从地形上看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河网密布,岷江、沱江自北向南贯穿成都平原,其宽敞的河谷地带为南来北往的古代民族迁徙、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的通道;该区域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并留下了许多化遗迹。     

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

本文就三星堆窖藏出土玉璋之多和金沙遗址出土玉琮之精予以论证,认为玉璋为鱼凫祭南方之礼器,玉琮为杜宇祭地之礼器。这就表明,两地蜀文化是分别属于先后相承的两个时期的文化,前者鱼凫的地位是尚属于受周节制的方国;后者杜宇则不仅取代鱼凫为蜀主,而且离周自立为王。此即是这次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     

金沙遗址出土古象牙的现场清理加固保护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象牙,保存现状十分脆弱。出土后由于失水速度加快,象牙会迅速开裂、风化,最终完全粉化。为了能将这批珍贵的象牙完好地保存下来,必须寻找一种简单的方法对象牙进行有效的保护。根据对象牙的成分分析和脱水试验研究,选择用改性的有机硅材料把象牙嵌封保存起来。对材料的保护性能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用这种有机硅材料对出土脆弱古象牙进行嵌封保护,可以减缓象牙的失水速度,隔绝大气环境对脆弱象牙的腐蚀,又不影响直接观看,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冲突与整合——川东长江沿岸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初步分析

川东长江沿岸与鄂西地区一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而成为联系长江中游、上游的化走廊。在这一走廊中上演的化传播,民族迁徙与化融合,以及不同考古学化势力在此角逐,此消彼长。这些历史史事都会在古代遗存中明显体现出来,商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对考古遗存的准确分析,可以发现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对探讨巴、蜀、楚的关系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笔想就现有的材料对有关问题作尝试性的探讨。     

有机硅材料用于金沙遗址出土象牙器的封存保护

2001年,成都市金沙遗址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同时在遗址祭祀区内发现了大量象牙、鹿角、撩牙等骨角质文物的堆积。古象牙还没有变成化石,而腐蚀令其质地相当脆弱,出土后不加保护很快就会风化成粉末。对这种结构致密且含水率较高的象牙保护,国内外还未见成功报道,因此保护任务十分紧迫。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

目次一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出土遗物二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比较三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与性质四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的特点及原因五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格局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又一个重要遗址。1995年在成都金沙遗址范围内的黄忠村一带已发现商周时期的遗存,2001年在金沙村出土大批遗物,由此开始了对金沙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多年的发掘与研究已确认金沙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内含大型建筑区     

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出土"玉眼形器"的初步研究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物,揭示了古蜀化的灿烂,遗址时代约相当于商周时期。其中有一些形制较为特别的器物,如玉“牌形器”。中对此作了探讨和比较研究,认为玉“牌形器”应为眼形器。     

成都市温江区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试掘简报

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了4个灰坑,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陶器特征明显,且大多出自同一个灰坑,共存关系明确。这为研究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及两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陶器器形的整体辨识提供了参考。     

贵州天柱县溪口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

2010年11月,为配合清水江托口水电站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贵州天柱县江东乡江东村溪口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少量铜器。溪口遗址是清水江流域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遗址,其文化面貌与湘西地区的同时期的文化面貌一致,与峡江地区的商周文化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溪口遗址的发掘,对了解沅水上游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市郫都区盛家院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陶窑

盛家院遗址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金土社区。2018年4～6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对盛家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一批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周时期的陶窑,为我们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时期陶器烧制方法与技术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     

周公庙商周时期聚落动物资源利用初识

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周公庙遗址商周时期聚落10个属性不同单位的动物骨骼,探讨该聚落中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对单位中动物骨骼的种属、消费部位与年龄的分析显示,聚落中不同性质的功能区间消费动物种类及部位的差异可能并不明显.聚落肉食资源的生产、屠宰与消费可能在不同的地点,对动物的屠宰也并非皆与最大化地利用肉食的模式相符.     

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皖南商周青铜器》评介

安徽所辖的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黄山、宣城六市,习惯上称作皖南地区,也即长江安徽段以南地区.从考古调查和发现来看,这一地区商周时期大规模开采铜、冶炼铜和铸造青铜器,成为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出土商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     

金沙遗址出土卜甲的修复

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虽不像象牙一样令世人瞩目,但因其特有的文化特色,同样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的卜甲破碎变形十分严重,而且卜甲都十分酥脆,强度很差。由于卜甲出土时已经严重腐朽,质地脆弱,硬度极低,这些都导致修复保护的难度增加。对此运用现代修复理念,结合传统修复技术对这批卜甲进行修复。这次成功的尝试,可为类似的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经验。     

古蜀国 神话的国度 现实的传奇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成了蛮荒之地,是不毛之地,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蛛丝马迹 纤毫再现——从皖南土墩墓看商周时期古代先民的经济生活

皖南地区的土墩墓及其出土文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面貌,耕作农业有所发展、纺织等手工业初露端倪、原始青瓷生产日渐成熟、青铜冶铸业颇具规模并形成自身特色、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这些都是了解和探寻商周时期皖南先民经济生活状况的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