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

抗战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而在后一个抗战逐次展开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     

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主要是出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事实上,这不利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提高综合国力,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等。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开拓——“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进一步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培养青年学者,2015年3月21-22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西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以抗战为主题,围绕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一、军事与抗战抗战初期广东战场因其规模小、时间短的特点,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     

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

1934年10月蒋介石西北之行,时值“剿共”军事暂时告一段落,日军对华步步进逼,选择后方根据地、决定抗战大计成为重要任务.基于对西北战略地位和资源基础的考虑,蒋介石亲赴陕甘宁察绥晋六省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视察.此行包含着安内攘外的诸多意图,既有针对地方实力派和“剿共”军事的“安内”考量,还隐藏着对日、苏的外交探察,也显示了准备抗日的决心.蒋此次西北行对于抗战后方根据地的最终确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试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发布的一个全面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国民党内政外交方针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时期内,它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就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实质及其政治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一1938年3月,在全民抗战的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督促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内容包括总则、外交、     

“为右派摘帽子不确”，应为“改正”

本人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有两处失误。第39页“柳条沟(沟应为湖)事件”应为“皇姑屯事件”;第42页“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应删去“直至火烧圆明园”七字。因圆明园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法联军所焚。1900年八国联军虽再度抢掠圆明园,     

法国驻滇领事官华业尔为祝贺中国抗战进入七年阶段致云南省政府贺函

1943年7月7日中国抗战进入七周年之际,驻滇法领华业尔致函祝贺,对中国人民抗战精神致景仰之忱。云南省政府外交特派员王占祺复函致谢。     

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

1941年,美、日两国政府举行了绵延八个多月的妥协谈判,史称“远东慕尼黑”。由于这一谈判与中国抗战的前途及国民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重庆当局为影响和阻滞美日妥协、推动两国走向战争对抗而苦心孤诣,倾注了心血。那末,重庆政府是怎样对美日谈判施加外交影响的?它阻遏美日谈判的潜在动机又是什么?这场“无形战争”对中国抗战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从“周边外交”起步

强硬回击日本挑衅,展开东盟"沟通之旅"2013年5月5日,立夏。这意味着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各种作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结束了上任后的首次独立出访,返回北京。两个月的开局铺垫,让中国外交在夏天来临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期和发展期"。王毅很清楚,面对中国未来的外交棋局,自己需要用     

论武汉会战始于安徽省和县保卫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传统观点认为:武汉会战大致是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开始,到同年10月25日中国守军主动放弃武汉为止,历时4个多月。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根据新发现的相关史料,认为武汉会战应从1938年4月23日至24日安徽省和县保卫战开始,这就将武汉会战开始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整个会战的时间增加到6个月有余。并对人们知之甚少的和县保卫战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提高了可歌可泣的和县保卫战的地位,颂扬了抗战女英雄成本华的抗战精神。     

抗战初期军委会参事室参事周鲠生拟《外交方略》

军委会参事室参事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欧,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初期,周鲠生据其对国际现势的观察与判断,拟具"外交方略"一件,指出战时中国外交的工作重点、目标及实施步骤,以供中枢决策。     

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强行撤回已在华存在十年之久的军事顾问,择强弃弱,倒向日本。这不仅是1930年代中德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微妙复杂的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意义深刻的外交行为,更是二战前夕险象环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对当时的远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充分利用德档案的基础上,本试图重现大半个世纪前中德日三国的一场外交角逐,以期为人们研究民国外交史提供一定的参考。     

抗战名师——“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上)

正"七七"事变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抗战讲话,标志着中国开启全面抗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展开。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即应抗战之需而组建。它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前身为北伐时期由滇军改编而成的第十六军,1927年10月缩编为第五十一师,时任师长王耀武。二是1934年10月由原国民政府警卫军一部编成的第五十八师,时任师长俞济时。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五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钱端升、周鲠生等知名学者奉命赴美开展"民间外交"攻势,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对华援助、对日禁运,并将其见解通过军委会参事室直接反馈到决策层。     

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述评

本文对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为取得国际同情利用新闻媒介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为争取外援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展开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并对宋氏外交成就进行了客观求实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大后方"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中共在大后方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团结工商界,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实践持久战军事战略,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同样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推动和领导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保存民族文化精英,为抗战胜利凝聚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中国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培养独特的红岩精神,丰富了抗战精神内涵,为形成伟大抗战精神贡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才智。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