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廖学盛为什么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的２００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黄洋近期有一种以中国古代的公卿执政制与雅典民主政制相比较的趋向。笔者以为等同二者的比较不妥。然而,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雅典民主政制同中国古代政制的比较,而在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似仍停留在制度本身,而较少注...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

对于古代雅典各种政治机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以及阶级斗争对民主政治的形成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的目的侧重于探索雅典民主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早期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资料和学力的限制,笔者只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长期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一大显赫家族。该家族成员多次被流放但又都回到雅典重掌权力;曾与僭主竞争,又在僭主统治下任职;曾主持民主改革,又始终保持贵族理想。可以说,它的发展兴衰及其与其他家族的相互斗争深刻影响了古风时代的雅典政治。本文将回顾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历程,以考量它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意图指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是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两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     

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

古代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试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希罗多德认为平等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伯里克利把它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来歌颂;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认为它是唯一可以实行的政体.但从民主产生之日起,对它的反对也同时开始.据说希波战争时期,就有寡头分子试图颠覆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古典时代诸如柏拉图之类的思想家来说,民主政治或者是煽动家和暴民的统治;或者是穷人对富人的压迫;或者是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自然让后世的人们在发掘古代民主的价值之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罗马人、中世纪的欧洲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和古典学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都对古代民主制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

在古典时代,提秀斯在雅典广受崇拜。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存在较大区别,是古典作家改造的结果。古典作家的现实考量,不仅在于学界常强调的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路径,反映出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是雅典国际、国内环境综合影响的产物。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