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先生不说话

著名胡适研究专家沈寂先生曾写过一篇《胡适与冯玉祥》的文章,文章提到胡适与冯玉祥这两位安徽人（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胡适,安徽绩溪人）无论是隔空对话还是“短兵相接”,“都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很少共同语言”。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

《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在创作《章谱》前后,围绕章学诚研究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胡适试图通过该谱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并展现他在年谱学方面的“用意与方法”。1921年的胡适因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非常繁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该谱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创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样板,因而得到不少学者的仿效。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

正"惧内"轶事在子通主编的《胡适评说八十年》一书中,收录了不少关于胡适先生的逸闻趣事。先生怕老婆也是其众多逸闻趣事之一种。其实,胡适怕老婆是出了名的。不仅在他的朋友圈里人人皆知,而且还有文章发在报纸上,帮他宣传,广而告之。为此,胡适先生曾自嘲:"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沈卫威先生在《胡适的婚外恋》一文中记     

以牛的精神为中华文明建设作贡献——纪念张政烺先生诞辰110周年

<正>张政烺先生,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崖头镇人。一岁丧父,过继给大户人家,曾入私塾,1926年入青岛礼贤中学,1930年插班北京弘达中学,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他畅游书海,勤奋治学,崭露头角。参与建立学术组织潜社,创办学术刊物《史学论丛》,并与学术名家书信来往。他考证出《封神演义》的作者是明人陆西星,得到胡适先生的认可和赞扬;又发表《猎碣考释初稿》《“平陵立事岁”陶考证》两篇论文,引起郭沫若先生的注意和重视。     

与大海永存——怀念沈尹默先生〔上〕

与大海永存———怀念沈尹默先生〔上〕□周而复沈尹默（１８８３－１９７１）新文化运动战士朱自清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但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曾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可能是四卷一号发表的新诗在文艺界引起重视，影...     

史念海先生逝世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一、二届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史念海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 0 0 1年 3月下旬在西安逝世。史念海 ,字筱苏 ,山西平陆人 ,1 91 2年生。史念海先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 ,还兼任过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和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先生一生治学严谨 ,著述宏富 ,耄耋之年 ,尤笔耕不辍。先生《中国疆域沿革史》 (与顾颉刚先生合著 )、《中国的运河》、《黄土高原森林和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     

胡适与唐山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李大钊长胡适3岁,胡适与李大钊相互知名当是在1917年前后,1919年胡李二人共事于北京大学,1919年至1924年联名发表的各类启事有16件之多,1920年8月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4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显示了政     

胡适为蒙山定荣小学题写校名

读了季羡林先生的《为胡适说几句话》一,引起我对胡适先生的几点回忆。     

请先生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鲁迅先生在1909年引进并推广使用的,当时遭到许多旧文人反对,直到1920年,北洋政府根据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发布55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书与人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1958-1962)的言谈。编者在随侍胡适之先生时,将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除编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以外,都收入了这本书。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     

谌湛溪先生名、字、号考证

根据胡适先生日记,对近代贵州籍著名学者谌湛溪先生的名、字、号进行了考证。考证为谌湛溪先生名立,字祖恩,号湛溪。     

谌湛溪先生生平考证三则

本文考证确定：谌湛溪先生于1904年至1908年就学于京师大学堂,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为第二批70名庚款留美学生之一;谌湛溪先生没有担任过清朝的矿务大臣;谌湛溪先生曾参加了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国民中央研究院的筹建。     

“岛夷”还是“鸟夷”--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禹贡篇》商榷

《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其中冀州和扬州之下记载了两处"岛夷"。《禹贡》的内容被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史记·夏本纪》引用《禹贡》时,冀州作"鸟夷",扬州作"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禹贡》时,冀州、扬州均作"鸟夷"。《史记》和《汉书》都是权威著作,遂引起千年争论。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是当今《尚书》学集大成之作,在处理这一千古悬案时,认为冀州之下作"鸟夷"没错,但是扬州之下应该作"岛夷"。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根本大局。本文分析了刘先生提出的论据,认为刘先生主张的"扬州岛夷"说是错误的。     

简论冯家昇先生的边疆史研究

冯家昇先生在语言学、民族史、历史地理、科技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建树,而边疆史地在其学术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做了简要梳理,认为对诸如冯家昇等先贤的相关研究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对于边疆学的构建显得很有必要。     

赵恺先生与遵义文化

赵乃康先生是民国时期遵义文化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沙滩文化传人;遵义文化教育的名师楷模;《续遵义府志》总纂;一生为推动遵义教育事业和遵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雷海宗先生与他的体大精深的历史纲要

雷海宗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具有真才实学、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在科研与教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开阔视野、通达思路、严密学风、深厚的历史感、不大识时务的书生气以及大胆质疑和探索的精神,与他早期所受的高级专业训练不无关系.由王敦书先生整理的雷先生的<西洋文化史纲要>一书,是雷先生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进一步证明雷先生非同凡响的世界史功力.这是一部体大精深的历史纲要,已完成了难度较大的建构工作.假如填充史料的工序能够完成,必定会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可惜<纲要>始终是一份提纲.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首先是雷先生个人的选择,其次是历史条件的局限.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从现实和科学的角度关注历史教育,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教育和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问题.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对于历史科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指导意义.     

方国瑜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

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是方国瑜先生史学研究的起点,并贯穿其整个史学研究生涯。方先生不但从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奠定了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坚实基础,还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中缅、中越界务问题,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民族联系与政治关系,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交通、经济和文化关系,是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邹衡先生与夏商文化分界

二里岗文化属早商文化系统、漳河类型属先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系统、夏文化与商文化属两个文化系统的研究成果,是邹衡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建立的夏商考古学研究体系。《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与邹衡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借鉴关系。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Today,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are always invok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However, Miss Moral, who was also introduced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movement, is much less known. It would clearly be of interest to study the way in which “moral” became a catchword but then faded away and was forgotten. The emphasis on solidarity and patriotism, stimulated by foreign encroachment that had existed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gan to shift to an ethical revolution centering on individual liberation. However, after the ri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ublic attention was attracted by collectivism and nationalism again, while the appeal for individuality and ethical revolution was decayed gradu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Miss Moral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nd of ethic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anslated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1): 7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