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佚文《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及其思想

1993年5月,笔者应阚维雍烈士海内外亲属请求,为烈士寻“根”,得见民国十年(1921年)刊行的《阚氏宗谱》残本数卷,意外发现该宗谱首卷有两篇序文,一篇是王揖唐撰《合肥阚氏新修家谱序》,一篇是孙中山撰《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两序皆1920年4月写于上海。经检索现有孙中山著述,均无此篇序文,始知该序为笔者首次发现的孙中山佚文。     

孙中山《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考辨

一、在安徽合肥地区首次发现孙中山佚文1993年5月,我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合肥阚氏家谱》(民国十年刻本)残卷数册,该谱有序文二,一为合肥耆宿王揖唐作,一为孙中山作,写序时间皆为1920年4月上旬,地点皆在上海。从现有资料看,孙中山一生只为两部家谱写过序,第一篇即此序,《孙中山全集》未收。第二篇是1923年应湖北人詹大悲之请作《五修詹氏宗谱序》,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孙中山何以写此序?序中有说明:“阚君兰溪,从余治军有年,劳于国事,口不言功,有冯异大树之风,顷偕其族人……呈其新纂谱稿,请为弁言,余欣然嘉许。”原来,孙中山是应部属…     

客家女性祖先传说的形成与作用——以粤台大埔族谱为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东大埔蓝氏家族与台湾台中石冈刘氏家族这两个源出于大埔的客家族群。本文的主要依据,是这两个家族族谱中对女性祖先的叙述。本文要说明的是：族谱这种古老文本,如何因应区域社会文化,不断地在演绎、在创制。以大埔客家族谱为主,配合对开台女性祖先祭祀活动的调查,了解这类自然活跃在民间的田野文本,     

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下）——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

从宋初开始,民间就纷纷建祠、置田和修谱,希望通过祠堂、族谱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族人,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借以敬宗收族,重建家族制度。①在富东,罗李两姓三族几乎都在明末清初时期完成了一整套家族制度和规范的建设。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当代启示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其首要问题在于平均地权;同时,孙中山不赞成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而是主张通过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还将社会主义视为人道主义,即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由是观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包含着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三重意蕴.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人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最初成果,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清代河北族谱的纂修

清代是河北族谱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其修谱理念、纂修、续修及收存情况等都能很好地说明河北纂修族谱的家族范围在扩大,修谱思想在深化。     

从地方志与谱牒看玉林客家人的源流——兼以玉林朱砂垌黄氏家族为个案

根据文献对明清之前广西移民简史以及地方志对玉林地区客家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的剖析,考察其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并分析保留至今的家族围龙屋和祠堂与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以族谱、围龙屋和祠堂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200多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缩影——从《灵江乡陈氏族谱简图》谈起

“文革”前和“文革”中,修家谱、族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媒体报道,西方现代人也有家谱、族谱,布什和克林顿的远祖有亲戚关系。家谱、族谱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遗传学的意义。最近,我从江苏海门市灵江乡陈氏族谱中发现,家谱、族谱还有人口学的意义。我的老家海门市灵江乡,因经济建设的需要,通知陈家的祖坟搬迁。这在灵江乡陈氏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因此,由经济师陈涤滨先生出面,告知陈氏家族各支脉的成员,有迁坟这么一件事,并请大家一起回忆灵江乡陈氏第一代陈进荣至今第九代的发展情况。其后,汇总制成《江苏省…     

历史上真有互不通婚的姓氏

如今,中国还存在某些姓氏之间不通婚的例子,而之所以不通婚,大都源于历史或小说中的国仇家恨,演绎至今,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秦、岳不通婚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媒体报道：在合肥,载入族谱的岳飞后人有近万名.岳家女子也入族谱.一直以来,岳家男子不准与秦姓通婚,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家法才放宽.但翻族谱,还是几乎没有和秦姓通婚的.     

黑龙江宁安满族关氏谱单研究

谱单是满族家谱的主要表现形式,相较于谱书,其记述更为简单,作为家族世系的重要承载记录,历来为满族家庭所看重,存世量较大,是满族家谱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以较具代表性的黑龙江宁安满族关氏谱单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满族谱单记载材料、呈现内容、使用文字等问题展开分析,探讨满族谱单这一特殊家族档案的内容特征及史料价值。     

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现代政治民主

以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和逐步地建立＂民主政治＂,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而颇有特色的是,孙中山把这一建设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训政时期是进入宪政时期、实现五权宪法的必经阶段,是一种程序设计,也是在革命三阶段中别出心裁而又最具争议的部分。尽管它与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民权目标存在内在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仍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孙中山在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之作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于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在上述"扬弃"的过程中,其五权宪法思想得到了继续发展。孙中山晚年,通过多次演讲,五权宪法思想近乎成熟;1922年6月,叶夏声奉命起草的《五权宪法草案》,可以说是反映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一个弥足珍贵的法律文本。孙中山将其毕生奋斗的五权宪法思想及其实现任务,作为政治遗产,留给了后世。与三民主义一样,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轨迹,也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孙中山个人的特点。     

Revisiting the Hawaiia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Hawaiian Kingdom was not merely the leading state of Oceania, but ha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East Asia as well.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Hawai‘i ha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because Sun Yat-sen,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and founding fathe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was educated in the Hawaiian Kingdom, attending two denomi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olulu in the late 1870s and early 1880s during Kalākaua’s reign. Sun began developing his vision for a modernised China during this time, and as he himself stated, the Hawaiian Kingdom became the first conceptual philosophical model for this vis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Sun Yat-sen’s early bi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olitical though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Sun’s vision of a technologically modern, yet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and actively anti-imperialist China was close to the realit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 he experienced.     

"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

法系是比较法学的基础概念。本文主要利用语源学的方法,分析了世界三大主要法系——中华法系、罗马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中领土、疆域、边疆等概念所反映的不同镜像,力图将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构成较为全面的世界法律文化图景。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孙中山与道德实践精神三层次

孙中山的道德实践精神乃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延续与发展。其主要内涵涉及重“行”思想、内在实践与外在实践三方面。所谓重“行”思想包括源于现实的冷峻思考、积极改造传统落后心理与阐发自己的“知行”说;而内在实践涵盖注重良心、知耻、立志、修身与宣誓等以改良与培育近代人格;至于外在实践具体表现为秉持理性反对盲动、积极塑造近代理想人格救国、实践三民主义追求大同理想、革命建设次递推进、藉整顿党务重振伟业等。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