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西魏第288窟男窟主装束及身份再探

莫高窟西魏第288窟男女窟主的形象在东壁供养人行列中非常明确,其中男窟主所穿的是襦裙服,而非袍服,拖地纱裙应为"绛纱裙",而不是"狐尾单衣"或"偏后衣"。将第288窟男窟主的拖地纱裙与多幅北魏帝后礼佛图中的服饰对比以后,发现襦裙服中带有拖地纱裙的装束级别很高,是王族及贵戚的礼仪性服饰。在整个西魏时期的供养人像中,第288窟男窟主的襦裙服是唯一带有拖地纱裙的,在北朝莫高窟的营建历史中,最有可能穿着这种服饰的人就是作为皇室宗亲的东阳王元荣。     

汉画中的汉代服饰研究

汉画中有比较丰富的男女服装和头饰。女子的服装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礼服的深衣;二是日常生活所穿的襦裙。其发饰有帼、笄、胜、耳、步摇、长。这些女子的服饰体现出其阶级性和审美特性。男子的服饰包括头饰、配饰和服装三个部分。头饰包括笠、帻、冠帽、冕、弁。配饰有绶和佩剑。其服装包括、深衣、袍、衫、襦、裙、徽。男子服饰也体现出其等级性和审美性。汉代服饰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手工业特别纺织业的发展和新品种的传入的影响。     

马褂考

马褂是清代及民国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短上衣,存世实物较多.本文结合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所藏的马褂实物,以及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讨论马褂的形制和渊源,并进行分类.同时,论证"黄马褂"在清代服饰制度中的特殊作用和两类特殊的穿着者,指出黄马褂为皇帝御用的观点可能有误.     

“鳞施”与“珠襦”考

鳞施和珠襦是中国古代玉殓葬的两种重要形式。鳞施是专用殓葬玉,东周流行;珠襦在东周既为生服,亦作殓服,至汉代仍可见。鳞施仅用于男性高等级贵族,珠襦的使用则无性别限制。鳞施和珠襦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同时使用,是春秋战国厚葬风俗的产物,是东周特有的玉殓葬方式,体现当时人们以珠、玉为贵的崇玉思想。     

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

在我国中世纪所出现的古籍梵夹装和经折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形制,不是一种书籍制度。但在一些学者著述中却把二者不加区别地混同称呼,以为是一种形制,两个名称。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在有关辞条中便称"梵夹装即经折装",或谓"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刘国     

海昏侯墓新出木楬所见汉代丝织物初探

海昏侯墓新出一方编号为"第廿"的木楬记载了刘贺死后随葬丝织物的部分信息,经过对该木楬文字初读,可发现,刘贺墓中随葬有大量的"丸"(纨)类丝织物,产自齐三服官,或为昌邑王国带来之物。木楬所见"绢丸"非指黄色的纨,"绢"通"缣","绢丸"即"缣丸","绢(缣)丸上衣"则指的是由缣和纨两种丝织品制作而成的上衣。"縹丸"中"縹"在此指浅青色,即浅青色的纨。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制衣》的“裙”与“袴”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中有一篇自名《制衣》的文献,是记载裙、上襦、大襦、小襦、前袭、袴剪裁方法的专门著作。《制衣》的剪裁工艺按布幅宽二尺五寸设计,布幅的宽度源自秦《金布律》。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的年代可能早到战国晚期,《制衣》的成书年代当与之相去不远。《制衣》的出现填补了我国早期服装工艺文献记载的空白,对古代服装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制衣》的"裙"和"袴"为重点,分析其剪裁技法和结构,并就相关问题作了简要讨论。     

隋初皇后礼服“改制”考论

在中华历代王朝中,隋代服制建设多有创见,尤以初期皇后礼服"改制"最具特色。隋废止了先秦以来女性礼服上衣下裳相连属的"深衣制"传统,首开效法男性礼服上衣下裳分离的"二部式"之先河。这次改制,从制度确立到实施,衔接有序,贯彻始终,对唐宋诸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诏铜箍残件与秦桶量之复原——兼论桶量与斛量之更替

新见秦代诏书铭文残器,应属附于量器上的诏版,其形制向所未见。经计算复原,原器应为环形,其周长约118厘米,可箍于直径约37.5厘米的量器器身。推测与之相对应者,应正是久所湮没的秦桶量。桶,即《史记》所载商鞅变法时"平斗桶、权衡、丈尺"中之"桶"量,亦即睡虎地秦简中之"甬",其容十斗,朱剑心谓,"甬之器,不传于今"。参考残箍数据以及桶量容值等,则可大致复原出秦桶量之形制。这也是近世首次复原出秦桶量,进而填补了秦制"桶-斗-升"序列中桶量形制的空白。复原秦桶量之形制、尺寸,又与汉斛大致相合,故可印证郑玄对于"桶"与"斛"同器异名的判断,也揭示了度量衡领域汉承秦制的一面。而"桶""斛"名称的变化,当属王莽复古改制的产物,在"石"这一单位业已混乱的背景下,实际指向了秦汉度量衡制度的合理调整。     

生肖花钱赏析

花钱即厌胜钱。古代厌压相通,所以也称压胜钱或押胜钱,它是五花八门的、花色品种繁多的非流通钱形物的专称。花钱源于汉代时期,形制类似钱币,穿孔形式也基本与流通钱币相同,历经上下两千多年,历代官方和民间均有铸造。     

新疆塔城地区博物馆藏明代锁子甲的保护修复

锁子甲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一种铠甲,特点是一环连四环,五环相衔甚密,一环受击,诸环拱护,主要用来防备箭镞等利器。锁子甲依据人体形状制成连缀如衣的铠甲形制,是名副其实的“铁布衫”。锁子甲重量较轻,将士穿上后活动自如,还具有折叠后体积较小的特点。锁子甲锁环环环相扣,不但可制成上衣,还可制成裤子,甚至可以给马制成相应形制的锁子甲衣,使锁子甲的优势在骑兵兵种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关于壶的形制发展与名称演变考略

壶是历时最久、使用最长、古今都有的用器之一,但形制变化也最复杂。随着壶形制的发展,它的名称也相应地有变迁。秦汉壶已有圆、方、扁、横,后代除圆壶外其余都逐渐废弃不用。自宋以来,对于壶的形制与名称问题就一直没有搞清楚,在定名上早就存在问题。《文物》1980年10期发表孙机同志《说柙》,主要讨论扁壶形制与其名称,     

再议西汉南越王玉衣

<正>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套玉衣,其形制、结构与中原汉代诸侯王玉衣基本一致,由头套、上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组成,共计2291片(1)(图1)。由于没有发现穿缀玉衣玉片的金属线缕,因此发掘者将这套玉衣称为"丝缕玉衣"(2)。几十年来,丝缕玉衣的使用制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再作深入的探讨。     

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

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古城地图,"伊犁九城"的建置始末可以得到详细的考证。"伊犁九城"包括了满城、汉城、回城等不同类型城市,在选址、城市形制、城内建筑等方面,各城存在诸多共性,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满城建置的考察,可以将满城形制追溯到明代卫所城,这可在古城形制及内部建筑上得到印证。明清之际北疆城址形制的延续性,是由古城均由绿营兵建造这一事实直接决定的。     

先秦至西汉札甲形制的继承与演变

<正>甲胄是古代战争中用来防护的一种基本装置。早期的甲胄,制作简陋,形制简单,因此防护能力较差。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社会生产水平逐步提高,甲胄的制作水平也日益提高。甲胄的形制也由整张兽皮逐渐过渡到将皮     

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

砚是根据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特有需要产生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身是原始研磨器,而砚最初的汉字表示也并不是"砚"字,而是"研"字。古代文献以及出土砚墨实物材料都表明,从"研"到"砚"的过程正对应了东汉时期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这种演变与墨的形制改变有着直接联系。     

秘色锣考

"秘色锣"是五代文献中记载的一类器皿,对其形制、器用的探讨,不仅是名物考据的问题,也关乎"秘色瓷"涵义的探讨。本文通过文献与实物比对,厘清了秘色锣的基本面貌,推定传世及出土秘色瓷器中,有一类原来被称为"盆""洗"的器皿,就是文献中的秘色锣。同时,进一步利用唐宋文献及图像材料,对其用途进行了考释。     

《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二病”新探

戈体援与胡夹角之大小直接关系到戈、戟的使用功效,其变化是戈、戟形制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工记》指出了援与胡夹角过大或过小对戈、戟功能的危害,并提出"倨句外博"的技术要求。本文运用力学分析的方法,对"戈体已倨已句二病"进行阐述,并对已有注释进行分析。《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是指戈的两种功用对其形制的要求。也是对青铜戈、戟形制演变规律的技术总结。     

出土古玉形制超“标”成因初探

<正>标型学是学习文物鉴定的一门必修课,来源于考古学中的类型学——一种依据器物外形或题材的相类性作为分类标准,通过对器物类、型、式的排比,从宏观把握时代特征及器形演变规律的学科。类型学以实物标本为研究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标本,即标型器。通常而言,标型器可以理解为"标准形制的器物",向我们展示文物通常都是什么样子,否则"标"字何来?但考古中经常有"不标准"的器物出土,这些器物在我们学习标     

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

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縢》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縢》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縢》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