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世:被多次流放的北宋谏官

正北宋前期,言论相对宽松,政治相对自由,士大夫敢说、敢做、敢当。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蔡襄、赵抃等人,都是在谏官职位上,以直言谠论、不避权势而留名青史。北宋后期,党争不断,士风凋零,蔡京、童贯之徒皆以见风使舵、吹牛拍马走上权力巅峰,能说直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敢说直话的人越来越     

北宋第一谏臣蔡襄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台官纠察百官、谏官规谏君主）。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大胆直言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千古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者．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然而,要论当时最敢说、敢做的．则非蔡襄莫属。堪称北宋第一谏臣。     

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

与唐代相比,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的贡举取士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制度趋于完备。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儒学复兴思潮高涨,贡举制度受到影响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值得予以充分重视。一北宋前期,贡举取士制度较之前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取士名额增多。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开始,取士骤增。真宗咸平三年(1000),取士竟达1800余人,其中进士一科就有530多名。此后宋代取士数量一直保     

蔡襄:名动朝野的北宋名臣

正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宋仁宗、英宗、神宗朝官员,历任漳州军事判官、馆阁校勘、知谏院、知制诰、三司使、权知开封府、福州知州、泉州知州、杭州知州等职。蔡襄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水利专家、茶学家和果木学家,是名动朝野的北宋名臣。一、仗义执言,《四贤一不肖》诗传天下蔡襄天资聪颖,寒窗苦读,孜孜以求,     

北宋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发展演变

台谏作为宋代重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以向君主进言为重要的工作方式,能够从多种正式渠道中获得言论所需要的信息。正式信息渠道的整体结构,在台、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宗朝以前,主要以言论监督为职责的台谏官,没有太多特别渠道来获取政务信息;自神宗朝起,政令关报、文书报备等台谏机构特有的正式信息渠道逐渐发展成熟,台谏官更深地介入行政事务之中。北宋对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建设,是在决策层与台谏官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台谏官更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准确信息的需求,更要明确传递出不同的统治者对台谏言论的整体态度与需求,与台谏制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略论北宋前期之裁军

在北宋前期,伴随着冗军问题的滋生与日益恶化,不同形式的裁军渐次展开。本论述了北宋前期六朝裁军的措施、效果等,着重探讨了宋神宗裁军的过程、特点、成效及成因,并予以充分肯定。这对了解北宋军政之概况、评价王安石变法有所裨益,亦对今天的军政建设有借鉴作用。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历史巨著。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宋仁宗时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纂《资治通鉴》(原名《通志》)。神宗时,擢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曾被贬宫陕西。熙宁四年(1071年)起长期住在洛阳,全力编纂《资治     

北宋前期制度中的“交错任用”与“宫朝相制”:以群牧司为例

本文以马政为例,概括唐代马政变迁与其面对的制度问题,分析宋代群牧司内部"交错任用"之实态,在唐宋比较的视角下观察"宫朝相制"在北宋前期的实现及如何化解了唐以来的制度难题。     

论北宋漕运转般法

转般法是北宋漕运最重要的制度,它对北宋漕运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重要的制度却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转般法实行的原因北宋实施的转般法承袭于唐代,要了解转般法实施的原因,还必须追溯到唐代开元时期。唐都长安,在唐前期,朝廷所需粮食     

宋代的文献收集与官方藏书目

(一)《崇文总目》与北宋前期的藏书《崇文总目》是北宋官方一部重要的藏书目,它的撰修,是对北宋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大力收集历史文献的总结。宋朝沿袭唐朝的旧制,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以藏书,号弥“三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另建三馆新址,“大集群书”,统称为崇文院。(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一)故宋敏求说:“唐两京皆有三馆……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春明退朝录》卷中)其后,又在崇文院中增建秘阁,亦为藏书之所,这就是所谓的三馆秘阁,又     

北宋前期孔宗尧墓志铭考释

郑州市古荥镇纪公庙所藏北宋前期书生孔宗尧的墓志记述了孔宗尧的籍贯、世系、生平履历、子嗣、姻亲等内容,对研究宋代一般读书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其父孔叔詹的墓志记载相结合,本文探究并揭示了孔氏的家族世系、北宋前期科举选官和任子推恩、恩荫奏补制度等历史问题。同时,孔宗尧夫人王氏的守节拒嫁也是考察北宋社会的贞操观念和舆论氛围的重要参考。     

北宋的厢兵制度

北宋王朝的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其中,禁兵和厢兵是北宋的常备军队,时人谓之“正军”,构成了北宋军队的主要部分。本文试图对北宋厢兵及其制度的形成、发展及作用等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厢兵之名,始于五代。王应麟《玉海》卷139云: 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兵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宋兴),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北宋立国之后,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故态复萌,对藩镇之兵进行了拣选。精兵悍卒,选送京师,组建成禁兵。地方州军所剩,大都是老弱病残者,如何处置这些人,关系到新兴政权的稳定与否。南宋人吕中曾针对宋初拣择士兵一事评论说:“夫兵之冗不难于汰而难于处,籍其力于强     

从出土钱币看喀喇汗王朝的历史概况

在世纪之交前后,喀河流域喀什市、疏勒县、伽师县、阿克陶县等地不断发现成串成批的宋代钱币出土,有的一串几十枚,有的一串数百枚,甚至上千枚。特别是2003年9月,喀什市荒地乡砖厂出土宋代钱币达77公斤之多。这些出土的宋代钱币几乎全是铜币钱,并有几枚铁币钱。钱币中有大钱、也有折二折三小钱。这些钱币中有极少量南宋钱币,绝大多数是北宋钱币。北宋钱币几乎跨越和包含了北宋各个历史时期,其中北宋前期宋太祖建隆年间（960年）至宋太宗端拱年间（989年）的钱币极少,自宋太宗淳化年间（990年始）至北宋中叶宋仁宗宝元年间（1039年）的钱币渐多,     

论北宋时期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

湖南是北宋时期的主要贬谪地之一。从贬官人次看,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与交通路线的关联度较高,为了管控被贬官员,经行湖南的交通干线,即郴州路、桂州路、潇贺道沿线的治所城市是朝廷贬谪官员的首选之地。从北宋前期到后期,由于党争的日益剧烈,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呈现出两个变化趋势,一是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二是越来越多地选择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皆更为恶劣的贬谪地。北宋时期湖南贬谪地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反映出中央王朝统治权由近及远、从中心到边缘的扩展过程。     

苏舜钦对杜集的整理推重及先驱意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有两个标志,一是韩文的发现,二是杜诗的流行.宋人对韩愈的推尊一直很明确,但对杜甫的揄扬则屡经曲折.虽然在北宋时期真正将杜甫推上圣坛的乃王安石、苏东坡与黄庭坚,但苏舜钦的开创之功也不容抹杀.他不仅是北宋辑杜第一人,宋代辑杜原则的发明者,也是杜诗豪迈真挚之美的宣示者,宋代学杜实践的垂范者.杜诗学虽然在苏舜钦那里还远未成型,但是我们已隐约可见它的影子.也正鉴此,所以我们认为以苏舜钦为北宋诗坛辑杜释杜、尊杜学杜的急先锋,他实是当之无愧的.     

北宋前期赠官制度考论

北宋前期最高级别的赠官是同时赠爵与赠职事官,宗室近亲一般会赠爵。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咸平时期,有庶姓赠爵者。现任宰相、枢密使赠两官,仁宗中期后,曾任宰相、枢密使者赠一官或赠两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以及内臣任都知和副都知者,通常赠一官。北宋前期赠官的主体是高级品官。除此之外,潜邸旧僚和经筵官也可以赠官。赠官与政治挂钩,皇帝会给特殊人员赠官以示奖劝,也会惩罚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而剥夺其赠官。北宋前期的赠官制度,体现了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强化,赠官与皇权紧密相关是赠官制度的一贯特点,地方官无制度性赠官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强化倾向在宋元丰改制后以及元明清时期一直存在。     

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

宋仁宗以後,臺諫官在監察官員、參與朝政討論等方面非常活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臺諫官職在宋初大多僅爲本官階,御史臺也並非以向君主進言爲主要職能的機構;從宋太宗到仁宗前期,臺諫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既往研究由於較多偏重於將臺諫機構作爲監察體系的一部分加以觀察,因此對於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草創過程關注較少,且較爲重視臺諫官的職責内容,而對臺諫官的工作方式——即向君主進言——的重要意義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發展放回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進行觀察,以此對這一進程的政治背景與制度背景作以分析。本文旨在説明,宋太宗、真宗時期,很多外朝士大夫看重臺諫官向朝廷進言、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因而反復提出令臺諫官"舉職言事"的呼籲;而君主則時常希望藉敦促臺諫進言的表態,來展現自身廣爲采聽、虚心納諫的品德,特别是在發生某些天災人禍之後,這種需求往往會促使君主推動臺諫制度的實質性變化。正是君主和士大夫以上兩種考慮之間的相互呼應、共同作用,促使北宋朝廷對臺諫制度進行整頓,並最終帶來了臺諫官職的性質從本官到專職言事官的重大轉變。     

北宋仁宗朝的集议

本文在厘清北宋前中期集议制度形成与变化基础上,旨在呈现仁宗朝政务决策如何围绕集议展开运转的实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决策方式的调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议活动鼎盛时期,它从前期继承的集议有两种：一是唐五代以来以讨论礼乐典章为主的尚书省集议;二是宋代新出现的、讨论专门政务以供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决策的有司集议。当时尚书省集议的功能逐渐被有司集议取代,并在多部门集议基础上,形成以两制、台谏为核心的稳定议事军体,集议流程趋于完善。集议为宰执以外的官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变了宋初以来君主或二府独断的决策方式。     

宋代“魏徵”——唐子方

正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一段佳话,太宗把魏徵比作自己明得失的一面镜子,谏官之重要性对于皇帝、国家而言,重要性可见一端。宋朝也有能与魏徵比肩之谏官——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被宋仁宗誉为"真御史"的唐子方。一、生平仕宦唐子方,名唐介,子方是为其字。江陵(今属湖北)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其后历任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县尉、岳州沅江(今湖南益阳)县令。后因在沅江     

包拯监察理论和实践简论

包拯监察理论和实践简论肖建新包拯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时期,前后历仕二十七载。其间,他屡获监察官名和实差,如监窄御史里行、右谏议大夫、给事中、监察御史、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知谏院、权御史中丞等,累计十余年。他近一半的宦涯由纠弹监察、振举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