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天舜日

正尧天舜日:原用以称颂帝王的盛德。后比喻太平盛世。尧和舜,传说是上古的两位贤明君主,后来泛指圣人。传说尧、舜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宋·朱熹《辛丑延和奏札一》:"使一日之间,云消雾散,尧天舜日,廓然清明。"柳弃疾《阴霾》诗:"尧天舜日匆匆尽,已是穷新闰位年。"也作"舜日尧天"。     

陈宝琛“密札“探秘

“清流健将”、“宣统帝师”陈宝琛晚年是否保持了民族气节？史学界众说不一。纵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溥仪私藏伪满秘档》（以下简称《秘档》）中所编入的“陈宝琛密札”对确认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三：一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对陈宝琛和郑孝胥为溥仪是否去东北的“御前争论”之记述;二是《壬申密折》;三便是《秘档》中的“陈宝琛密札”。其中“陈宝琛密札”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份量及真实可靠程度均是另两种史料所难以比拟的。溥仪《我的前半生》对“御前争论”是如下记述的：“这天是十…     

《札迻》标点商榷

《札迻》标点商榷汪少华《札》是晚清著名学者孙让的校勘、训诂名著。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相继出版了《札》点校本。两家点校皆精审,足见点校者功力之深湛。然而《札》涉及典籍繁多,标点中偶有失误,在所不免。兹就其小疵微瑕,商榷如下,谨供重印时参考。（...     

湖南省博物馆发现魏源手简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湘贤遗墨》中,有魏源书信两件,曾于1964年第八期《学术月刊》发表。最近又从《湘人丛札》中发现魏源的手简一件。这三件书信都是魏源著述中未录入的。新近发现的手简一件,计六纸,行楷(图一、二)。其内容未道及当时国计民生,亦非学术论讨,而是给受信人解释争置魏源之父葬地的误会。     

《奏谳书》解说(下)

《奏谳书》是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竹简中一种重要的法律文献,年代属于汉初,内容是议罪案例的汇编,供官吏工作参考,或学吏者阅读应用。《文物》本期发表的是《奏谳书》释文的后半,前半刊于1993年第8期。在那期《文物》上,我写     

《清史稿·藩部三》地名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本《清史稿》(1977年8月版)卷520《藩部三》第14375页“鄂尔多斯部”下云:“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日伊克昭。……左翼前旗……左翼中旗……左翼后旗……右翼前旗……右翼中旗……右翼后旗。后增一旗,曰左翼前末旗,一名札萨克旗。”而同书卷77《地理二十四》载:“鄂尔多斯旧六旗,又增设一旗,共七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乾隆元年,以族繁增旗一,授札萨克世袭,掌右翼前末旗,附右翼前旗游牧。”同书所指同一地方,而名称却前后有异。查嘉庆《重修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卷543“鄂尔多斯”条下有:“旧六旗,…     

《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新解

《热河密札》是了解“辛酉政变”的第一手资料,是极为难得的珍贵的秘辛。《热河密札》有两个版本,一为高劳本,一为吴庆坻本。高劳发现的《密札》最早刊于《东方杂志》,是他从     

毕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发现及其意义

北宋毕仲衍所修的《中书备对》今已散佚,传世的一些文献尚存其中少数内容。《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西台集》中收有一篇题名为《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稿札子〉》的奏议。据考证,它是毕仲衍进呈《中书备对》时所上的奏议,与元丰新官制无关。其中的“卷目”,正是《中书备对》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发现,对考证此书的卷数、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辑佚这部残存文献有重要价值。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七)

正史晨碑史晨碑,隶书,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原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1996年移至曲阜孔府西仓之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为两面刻,俗称前后碑。碑的阳面刻前碑,即《奏铭》,全称《鲁相史晨碑祀孔子奏铭》,是鲁相上奏朝廷的奏文,后附四言铭文十二韵,是一种典型的公文体裁。后碑刻于碑的阴面,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岳飞即满江红,满江红即岳飞简

岳飞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是我国万民敬仰、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他文武兼资,不但英勇善战,而且所写“札、奏、檄、表”等文字,其文采堪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媲美;又兼工诗词。他的不朽词作《满江红·写怀》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词中表达了作者抗金救国的坚定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岳飞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时,无数仁人志士以岳飞为楷模,     

《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误编校雠

《清史研究》 １９９９年第 ４期刊载陈维新先生“关于《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的疑问”一文,作者因对中俄关系史实比较熟悉,敏锐地发现了第 １１１辑第 ４３７、 ４７７号二奏片的具奏人和卖报时间的错误,他利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相对照,推测出二奏片的具奏人和奏片朱批日期。作为一个档案编纂的工作者,笔者有责任和义务,利用现有条件,对上述问题作一个清楚的交待。 一、奏片误考 笔者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称本馆）所藏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录副奏折等档案相互核对,证明二…     

札哈沁部编旗数目考

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有清一代,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的札哈沁部仅设一个总管旗。大量可靠史料证明此说不确。事实上,作为内属蒙古的札哈沁部设置了两个总管旗：一为乾隆年间设置的公中总管旗;一为嘉庆五年设置的、由三等信勇公兼任世袭总管的总管旗。兹予考证,不逮之处,就教方家。一、我国史学界对札哈沁部设旗数目的看法 《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札哈沁部(一旗)”①,又载：“札哈沁总管二员(内一员,三等信勇公兼任)、参领一员、佐领五员、骁骑校五员”②。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载：“札哈沁总管一人,参领一人,佐领、骁骑校各四…     

胡适致章希吕两通书札系年辨误

正笔者近来翻检收录胡适早期中文书信的《胡适全集》第23卷,发现编者在胡适致家乡友人章希吕两通书札的系年判断上存在失误,理应匡正。一、第一札原信摘述:"希吕足下:前数日由罗君英虔     

文彦博《三札卷》创作时间新考

本文通过考释文彦博《三札卷》所载宋代制度,重新确认了三札的创作时间:《护葬帖》大体作于元丰三年(1080)九月至元丰四年(1081)三月;《预差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1083);《汴河帖》大体作于元丰四年至元丰六年的夏秋两季。上述三帖均作于文彦博判河南府时。     

袁枚致法式善、王葑亭函札考释

<正>稿本《随园手翰》(索书号17738)今藏国家图书馆,后附《简斋的笔三札》,收有袁枚致法式善①书信七札,致王葑亭书信一札。《随园手翰》封面注明"己未夏日,钱泳题",钤"钱梅溪印"白文方印、"立群"朱文方印②。《简斋的笔三札》封面注:"诗龛命题,蒋和。"③法式善与袁枚交往甚密,书信往来频繁。他在《检阅笪绳斋诗龛图卷概然赋诗兼忆题图诸知好》其二中说:"袁翁致我书,前后三十封"(《存素堂集二集》卷一);在《题朋旧尺牍后》之《袁子才太史》中说:"前后寄余三十牍,中     

对《热河密札考析》一文的一点补正

《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载《热河密札考析》(上)一文,考证了第四、第十一札的寄书者为许庚身。在谈到他的身世时说:“许庚身的父亲许乃钊,也是地方大员,官至江苏巡抚。”这段内容有误,许乃钊不是许庚身的父亲,而是他的叔父,他的父亲是许乃榖。最     

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算数书》

《算数书》出土于湖北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区)张家山247号墓,同出有《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历谱和遣策。与《算数书》共存的一份历谱,所记最后一年是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估计墓主人去世当距此年不远。《算数书》成书年代的下限应定在吕后二年,实际成书时间当早于此年。《算数书》不见于著录,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古代数学文献。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纸背奏销册研究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是一种新发现的清代公文纸印本,是1920年底至1922年之间傅增湘委托张元济用“官纸”搭印的《四部丛刊》零种,所用“官纸”很可能出自内阁大库档案所存奏销黄册。经整理研究,《毛诗》纸背奏销册原题名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分“满汉各镇标协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银米豆草束文册”,它与现应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种同年同名黄册一起,共同构成康熙六十一年浙江省兵马钱粮奏销册。该纸背奏销册的发现,既可以与存世的两种同年同类奏销册互为补充,又可以增加目前已知的清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的数量,在文献学上具有一定价值。     

清廷颁发蒙古文《时宪书》始末

自顺治元年至宣统三年,清朝具有268年的历史,期间使用"西洋法"、"大统法"、"回回法"编纂满、蒙、汉文《时宪书》颁发给各级官员。本文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历年三种文字的《时宪书》,参阅《大清会典》、《奏案》、《黑图档》、《奏销档》等史料及清代各种笔记,总结了蒙古文《时宪书》的颁发经过。     

《南江札記》收有他人之作辨析

<正>《南江札記》四卷,清邵晉涵撰。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浙江餘姚人,清代浙東學派的後起之秀,博聞强識,貫通經史,著《爾雅正義》、《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南江札記》等,在文獻學、史學、文學等領域作出卓越的貢獻。《南江札記》為邵晉涵閱讀古書時的札記,俟其卒後,邵晉涵之子邵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