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

里社保甲坊厢、家族宗族乡族、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是清代基层社会的构成要素。彼得·布劳在《不平等和异质性》中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中说：“社会结构指的是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而经济结构则是与群体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各种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组合形式。清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各构成要素──具体为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所处社会位置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其时中国特有的社…     

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

唐朝建立以后,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巩固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统治机器。在中央继续实行隋代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县下有乡里,乡里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唐朝法令规定:“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关于里正的设置和职责,史籍中留下来一些记载,可以了解他们的一般情况。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很多唐代文书,为研究唐代里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使我们能够具体地看到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同时通过与里正有关的文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前期强化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在甘肃、新疆等地区推行的情况。     

围绕寺庙的邑、会、社——我国历史上一种民间组织

在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民间自由结合的组织,围绕着寺庙的邑、会、社,就是曾经在我国很多地区特别在北方农村相当流行的一种。这种邑、会、社,完全是民间自行结合的,和历史上一些政府的地方基层单位乡、里、社等不同。这种组织也有它自己悠久的所电。但是人们对于这种组织,已经不很熟悉,甚至常有误解。研究我国历代民间自由结合的组织,有助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鸦片战争中广州升平社学、升平公所的抗英活动

所谓“社”是古代地方区域名称。（左传）谓“二十五家为一社”。（宋史·苏武传）中称为“人民组织之团体。”“社学”始置于明洪武八年,诏乡、社皆置社学,以教民间子弟。清沿明制,制订以生员为社师,并免其役。规定凡近乡各子弟,年在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学文者,可人学肄业。可见社学历代以来都是乡镇民间子弟读书的教学机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军侵入广州城郊,在大敌当前、国势财危的时候,广州所有升平等13社均先后成为人民抗英自卫的团练组织。“升平社学位于番禹县北30里石井坝东。合13个社80余乡所共建。遗址尚存,是广…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

作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学者,杨开道详细地研究了乡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他吸取乡约制度中自下而上的发起方式和一纲三目的体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农村组织建设方案.他设想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是全村范围内的统筹性组织,体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分工合作原则.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与梁漱溟在乡约和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不同认识,全面地反映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战国秦时期“邑”的社会政治经济实体性——官社国野体制新说

邑,在先秦文献中是最为常见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体概念。《礼记·王制》等篇所言"量地以制邑"以及《周礼》所言"造都鄙"之类,都是政府在统一划疆分野,规划邑里。在此种形势下成立的邑,总具有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统一实体性,可称为社会政治经济实体邑,或官社实体邑。此实体邑不是国营经济,具有政社合一的特点,所以称之为官社。这种居民点,极其大者,一国之都可谓之邑;极其小者,数家之里落亦称为邑,如"十室之邑",若今乡里村落然。愈是这种基层居民组织,愈具有经济实体性。待战国社会乡邑行政化,这种邑以转型的形式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仍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多采用乡一都一图三级制,北方则多为乡——社(里)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载的山西档案资料,证明村社既有居民自定的俗例,也有官府要求设立的职役,村社居民的生活受所在地官役、乡约、乡地,以及里甲、保甲的督管。但村社事务的管理没有统一的建制,各府情况不同,基层组织呈多样化,只有县一级组织形式是相对比较统一的,成了清代山西基层组织形态的特色。村社建有社庙,社庙有祈雨、演戏等公共生活,村社还管理水利的使用。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再论秦迁陵县的乡里组织及相关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属于迁陵县的乡名有4个,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和平邑乡,其中平邑乡是都乡短暂使用过的名称。属于迁陵县的里名有16个,即都乡的泉中里、高里和阳里,启陵乡的成里、贞阳里和渚里,贰春乡的南里、舆里和东成里以及属乡不明的少里、安成里、尚里、武安里、平里、阳成里和南阳里。里级组织变化较大,存在改隶、更名、撤销等现象。迁陵县相对稳定的乡里组织是3乡5里,即都乡下辖高里、阳里,启陵乡下辖成里,贰春乡下辖南里和东成里。迁陵县的乡里组织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情形要复杂,而且对于秦朝而言,这种乡里组织的不稳定现象恐怕不是个例。     

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

晚清及民国时期河北省获鹿县的乡地 ,属半官方人员 ,由村民轮任 ,负责催征或代垫粮银及地方治安等事务。这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在获鹿一带流行 ,与当地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及宗族纽带相对牢固等因素密切相关。乡地制使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 ,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 ,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宗族统治 ,应视做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

清末民初 ,新疆传统的伯克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乡约以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日益强化的综合管理职能等长处 ,适应了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从而在新疆得到普遍推广。伴随着新疆乡约综合管理职能的强化 ,出现了乡约与官吏勾结 ,乡约养廉地渐被变卖 ,乡约设置过滥且多为当地头人把持等问题 ,故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危害极其严重。     

汉代乡亭里研究概述

通常在论及汉代地方行政组织时总是以乡亭里为基础的,而又以里为最基层单位。《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乡亭里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及设置结构问题,文献记载则有些阙疑,间或互相矛盾,导致中外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西北地区敦煌、居延等地大批简牍的出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推向新高潮。许多学者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重新对汉代乡亭里关系做了一番审视,得出了一些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下面就研究状况略加阐述。最早对史书记载提出异议的是日本已故学者冈…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灰色化倾向

在新农村建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在农村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大量的乡镇政府被取消或者进行了“合乡并社”,农村社会出现了基层组织的权力弱化甚至消失的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中的大量其他非政府势力的崛起,NGO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不良势力的兴起,借着政府农村基层组织的缺失从而堂而皇之的登上政治舞台,控制一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毒瘤,这种现象被称为农村社会的灰色化。     

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的嬗变

苏州丝织手工业历史悠久,云锦公所为其行会组织。明末清初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行会制度开始动摇,行会功能遭到削弱。清朝末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的旧式行会色彩日益淡化。虽仍沿用旧称,但与传统社会里的纯粹行会组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表现出向资产阶级同业团体过渡的特征。到民国年间,在苏州丝织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云锦公所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化,演变为资产阶级同业组织的成熟形态——“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