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反右倾中的“九条大鲨鱼”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说全国被重点批判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三百几十万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我们中宣部在这次运动中重点批判了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鲨鱼"之说,听说出自毛主席之口。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毛主席说:鲨鱼浮出水面来了!中宣部的"九条大鲨鱼"来自运动中部内的大字报,在批判中广为应用。鲨鱼是要吃人的,表明九人的"右倾"危害之大。"九条大鲨鱼"成了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终身难忘的整社运动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那个年代——叶静和拉萨实验小学

总书记的"上海同乡"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藏。上海人叶静在拉萨与这位特殊的"上海同乡"不期而遇。"当时是总书记到拉萨市城关区看望基层的同志和居民老百姓,藏族同志占大多数。我们学校就是基层单位,要派代表去参加会议,我也去了。没有安排我发言,所以与总书记相识可以说是不期而遇。当时是一位居委会的藏族代表讲了很长一段藏语的汇报,底下一些内地来的年轻记者坐在我旁边。他们不一定能听懂。但是主持会议的热地同     

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因为“反右倾”运动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干部群众都不敢讲话。但是,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终于站出来了。     

往事拾零─—’57下放劳动散记

虔诚的自我改造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期,根据中央的批示,机关干部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分期分批下工厂、农村劳动,为期一年。五七年的十月下旬,机关“反右”告一段落时,开始动员和组织第一期下放劳动。种种迹象表明下放的预定名单中有我在内。我虽然知趣地报了名,最初内心却有所不服。这次下放的是“三门”干部,我算吗？就以调到贵州工作这七年来说,“五大任务”、“土改”、“互助合作”,哪一项不是在基层在农村参与了的？全省有名的白云区赵树华互助组和以它为主创建的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都是我们在那里建…     

西藏23年略忆

接到调令 1960年初,一批由《四川日报》、《四川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组成的下放干部,来到四川省仁寿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劳动锻炼。当时我是《四川日报》的记者,也是这批下放干部的带队人之一。 我们在这里下放已有半年多了。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们从地里劳动回来,先锋大队的一位干部对我说:“樊支书,县委来电话,说四川日报要你回去,你的工作有调动。”先锋公社先锋大队是县委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办好,年初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县委让我担任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所以社员们都叫我“樊支书”。     

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人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续)

三、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和得到集中解决的。全会公报指出:“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否定了1975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审定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这些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也并非突如其来,也有前因后果,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叶帅和先念同志在粉碎     

除水“大跃进”亲历记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包括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一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以致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抗日英雄李兆麟遇害始末

李兆麟同志是在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的。他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长期抗日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在东北指挥抗日联军和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中,也表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不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和兆麟同志初次见面,是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上旬。当时,我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命令,带部分干部去哈尔滨市工作。而那时兆麟同志已随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中旬先期到达哈尔滨。他配合苏…     

中美会谈引发的“批周”风波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走后,发生了一个所谓“批周”会议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3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     

中美会谈引发的"批周"风波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走后,发生了一个所谓“批周”会议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3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     

我和张黎群办《中国青年报》遭难记

我认识黎群同志,还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在上海创办新中国第一张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报》。有一天,报社来了一位年轻、英俊、潇洒的客人,他就是张黎群。他是看望当时调到《青年报》工作的爱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看来十分年轻,与我们当时在《青年报》工作的二十来岁的同志们年龄相仿的人,原已是有丰富经验的老革命。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老革命后来竟成了我的领导和同事。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试论中国瓷器的起源

关于中国瓷器的起源,最初多数同志认为始于魏晋时期。1960年,安金槐同志通过对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所谓“釉陶”进行科学的分析,认为它与陶器具有质的区别,指出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所谓“釉陶”,应该属于瓷器的范畴。安金槐先生的这一建树,虽然当时和者甚寡,但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和重视,1973年,李知宴同志借助化学分析的材料,通过分析与研究,指出安金槐同志“提出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物是属于‘早期瓷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1975年,李科友、彭适凡两     

《刑场上婚礼》创作历程散忆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我对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两位革命先驱周文雍与陈铁军的革命与爱情忠贞不屈的事迹，以《刑场上婚礼》为题先后推出了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大型歌剧。这与当时邓颖超同志派秘书向我传达指示和聂荣臻、徐向前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