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

通过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与《陕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较分析,探讨广域会通型志书社会部类/民俗版块的编纂问题,并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作出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指出民俗记述以普通民众为对象,有民俗事像和民俗事物的不同内涵,而对社会习俗的著录,关键在于对民俗事像的系统反映;强调民俗区域划分的重要性,主张省级广域民俗志书应擘画设置民俗区划图。作者对于历史民俗和现实民俗、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做了明晰的畛域划分,认为民俗志的编写,最关键的是记录经验世界的鲜活民俗。文章还探讨了民俗书写的话语方式和概念内涵,提出了钩沉民俗话语中私密话语的命题。     

由《金瓶梅》中寡妇再嫁看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点

贞节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金瓶梅》中,这种传统的婚姻文化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中寡妇再嫁这种女性文化现象的观照,探讨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点.     

日本女性民俗研究述略——以女性视角的思考为线索

日本的女性民俗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在柳田国男的启蒙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逐渐形成了以濑川清子、大藤由纪(音)、仓石敦子(音)、波平惠美子、刀根卓代等女性研究者为主流的研究队伍。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性,围绕自身女性的民俗,从以往女性仅仅被视为客体,转变为从女性主体的立场展开研究,采用主位—客位综合视角,尤其在婚俗、女性劳作、主妇权、生育持家、信仰禁忌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女性学者以女性的视角研究女性民俗,是日本女性民俗研究始终如一的特色所在。究竟何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视角的不同?是否存在只有女性才能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这些是今后研究中亟须进一步明晰的问题。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较为连续的发展脉络。整体而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1910s-1940s: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女性民俗研究;二、1940s-1970s:阶级分析法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与研究;三、1980s-1990s:主体客体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四、2000年至今:"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经此四个时期,女性民俗研究的关注点从对女性民俗事象的关注转向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的关注,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开始以局内人的视角切入对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关切。而这恰恰是当下的女性民俗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之依据所在。     

埃尔伯塔大学埃文斯教授、普雷斯特维奇教授来长春讲学

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布赖恩·埃文斯（BrainEvans）教授与帕特里夏·普雷斯特维奇（PatriciaPrestwich）教授于2006年9月10日至15日到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讲学活动。埃文斯教授是著名亚洲研究专家,曾任加拿大政府第二任驻华文化参赞、埃尔伯塔大学副校长,并曾多次访问中国。普雷斯特维奇教授是埃尔伯塔大学教授,专治女性史、医疗史和法国史。埃文斯教授题为《西方的亚洲观》的报告从古罗马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开始,讲到中国元朝时的中西交流、16和17世纪欧洲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对西方的影响、19世纪以后欧洲与中国关系的紧密化以及欧洲向中国的发展,直至最近西方世界关于亚洲的观念。他的另一场报告《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讲述了清朝末年、民国、新中国建立初期和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加中关系,从加拿大政府与民间两重角度分析了加中关系的现状,并回答了关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中加两国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普雷斯特维奇教授在题为《新兴的医疗史》的报告中,对医疗史的兴起、发展、关注的问题及研究视角与方法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分析。在题为《女性史的重新发现》的报告中,她围绕女性史在中世纪时期的发生、女性历史记录的遗忘、女性史被重新发现的历程、如何重建女性史等几个问题展开了她的讨论,并就社会性别的视角、女性行动能力、女性史研究对政治史的拓展、年鉴学派与女性史研究的关系、女权主义对女性史的影响、女性史研究的材料和意义等问题与到场师生进行了讨论。这些报告的具体内容将陆续刊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网页。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

本文以《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为对象,将其置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并发掘其中彰显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可以运用以下想象力来丰富研究视域:发现俗民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意义;洞悉变迁社会中的民俗传承本质;立足于民俗社会并反观社会变迁。     

新疆哈萨克族女性民俗变迁

新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促进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现代化转型中,哈萨克族由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逐步转向半定居、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哈萨克女性生产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女性民俗变迁的梳理和探讨,分析其民俗变迁的动因,并充分肯定哈萨克族女性在民俗变迁中的作用。这对于促进哈萨克族女性的发展,实现社会性别公平、公正,共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