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

邑土国家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商王国狭义边疆,指王畿四境,相当于四戈地区,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因生产力不发达,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按封建制度,各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周室强大时诸侯国属西周边疆。周室不振,周天子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边疆。周朝边界惟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释“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商代外服制是一种藩属体制,类似汉唐时期以原始性和松散性为特征的间接管理和统治的羁縻制。在外服制的藩属体制下,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极其模糊。伴随着商朝国力的盛衰和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商朝疆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在殷商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王朝在四土之境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的主权颇为有限。直至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诸侯的控制方逐渐加强,商朝方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拥有一定领土主权的早期国家。     

商代的分封制

正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圈层不仅对应着具体的空间地域,而且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属性与管理方式。属于内服的王畿是商王直接掌控的政治区域,具体管理由商王派遣百官臣卿进行,因此这一区域不实行分封制。王畿之外属于外服,这是商王的间接控制区,主要有诸侯、方国等。商代诸侯分三类: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     

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

夏、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组织逐步取代了氏族部落组织 ,以地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逐步取代了以血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直接统治的方式逐步取代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与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相适应 ,国家的疆界形态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村落围沟、都邑封疆 ,发展为诸侯国的大型界墙 ,最终形成了统一国家的界墙。这是新的国家制度取代旧的分封制度的必然结果。先秦疆界形态的变革直接反映了先秦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 ,折射了先秦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     

西周时期的“南国”、“南土”范围刍议

“南国”与“南土”是两个并不等同的概念,“南土”或为周王直接控制的位于王畿南部的区域．在其南部边城地区甚至设有“侯”之类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而“南国”却位于“南土”之外,远离王畿,王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强弱视王朝的实力而定。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中原历史文化演进的考古学观察

正目次一史前时期:从“多元”走向中原文化的“一体”格局二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文明核心三两周时期:“天下之中”的礼仪规制四汉唐时期:“国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五辽金元明清时期:作为“国家文化”的中原历史文化之传承六中原历史文化演进轨迹和历史价值七结语中原包括今河南全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游。中原又称中土。就地理位置而言,古代中原是相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而言,它们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税制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

乌尔第三王朝是古代两河流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赋税制度是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实现其国家治理、巩固中央集权制政权的重要措施和手段,从第二王舒尔吉时期税制的建立,到第三王阿马尔辛时期税制的微调,再到第四王舒辛时期税制的变革,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政策经历了由主动进取到被动冒进的演变。这三位国王统治时期的税制演变,不仅影响了乌尔第三王朝财政政策的执行与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加体现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与特征,为重新认识人类文明早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直接证据和重要的参考。     

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以后由于中国疆域的逐步拓展,边疆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至清代,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并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围绕清代疆域的形成和边疆的统一、清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施政等问题进行探讨。;一、清代疆域是对中国历代疆域的继承在清代,谈到边疆的统一,往往称之为“拓展边疆”、“开疆拓上”,请人昭裢说：清朝“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①。清人云之“…     

详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千秋功业——评《中国古代疆域史》

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已于2007年7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主编邀请7位专家学者合作研究,历时10余年之功得以顺利完成。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以及此后统一与分立相间、统一至大一统发展的全过程。既重视统一时期,又不忽视分立时期;     

畿服制与择中立都

学界对于畿服制的研究,大部分将文献记载的五服、九服等混为一谈,较为附会.根据先秦秦汉文献对畿服制的不同记载,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国语》《荀子》仅有"五大层次"的五服描述;《禹贡》《夏本纪》形成了"五大层次、方五百里圈、等距离地带"的五服模式;《周礼》的畿服制则是"千里王畿为核心、九大层次、方五百里圈、等距离地带"的理...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

殷墟卜辞所见商代的王畿连劭名商王朝的国家体制有内服与外服的区分,同西周王朝一样,内服是王畿,外服是诸侯。《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社茫茫,古帝命成汤,肇域彼四方,奄有九有。＂商王朝是天下的宗主国,代行天命,负有统治天下方国诸侯...     

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商王朝疆域探索

商王朝的疆域 ,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考古发掘的日益增多 ,可以与文献相互参照并结合甲骨文资料 ,逐步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目前掌握的文献与考古资料 ,可以明确看到 ,对商王朝的疆域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 :一是商王朝的直接辖区即王畿 ;二是商王朝行政、信息所达 ,基本上能够管理的地区 ;三是商王朝影响所及的地域。在三个层次中 ,惟有第二个层次才是商王朝的疆域。据此 ,《汉书·贾捐之传》所言之“东不过江黄 ,西不过氐羌 ,南不过蛮荆 ,北不过朔方” ,正是商王朝的疆域所至     

书讯

<正>彭丰文博士所著《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全书共六章、45.1万字。该书对中国古代"国家"、"国家认同"概念进行了辨析界定,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考察了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文明已经表现了追求"大一统"政治的文化特质,西汉时期"大一统"特色的中国古典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正式形成,东汉     

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基于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分析

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一般认为其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但以往研究偏重于文化面貌辨析、文化类型划分和族属的探讨,对其社会结构、特征及具体的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选择洛阳盆地为研究区域,以聚落空间布局为关注点,运用遗址资源域和泰森多边形的研究方法,得出二里头时期聚落呈现向心式的网状分布模式,各泰森多边形小区依据在网状系统中的不同位置可分为政治功能小区和经济功能小区,各个小区借助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形成了三级聚落中心组成的有效聚落等级结构体系,确立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直接有效控制的王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