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工艺品文玩的收藏

乾隆帝弘历是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在位60年(1736～1795),是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乾隆帝兴趣广泛,喜爱收藏古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物,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期的。     

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及其启示

中国史学界很少关注传记学,而文学界却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记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人们误以为传记学属于文学,传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然而,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表明,无论文学与史学曾经如何纠缠不清,传记学终归是史学的分支学科;撰写传记,只能严格遵守现代科学史学的原则,不应虚构。正是随着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兴起,传记学回归到其内在的历史属性,成为主流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是通过回归主流的民族国家史学而实现的,编纂国民集体传记、推动民族国家建设,是其重要标志。因此,科学化和民族国家化,是现代英美传记学的基本特征。这对重建中国的传记学,编纂科学、信实的《中华民族传记辞典》,从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启示;对开创我国历史学科新的增长点而言,也具有积极意义。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

中西传记的史学观念与中西所共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并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在古希腊罗马,由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运动,传记史学兴起后自成一体,与叙事史学并行不障;而中国则由于祖先崇拜长期占据优势,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遂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正统的史学体裁。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括一朝史事 卓有学术创见——评白新良撰写的《乾隆传》

白新良同志的《乾隆传》一书,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几部清朝皇帝传记面世之后,又一部新作。该书以乾隆帝的生平经历为主线,将清代乾隆年间政治、经济的盛衰、军事征战的成败、文化事业上的功过等内容贯串一体,成为总括一朝史事的清史著述,并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由于作者功力深厚、治学严谨,使本书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取精用宏,清理出大量的历史事实。本书征引的历史资料,首先是雍、乾、嘉三朝《清实录》,其中《清高宗实录》集中地记述了乾隆朝的史事,是本书基本的史料依据。但是实录作为官书,有其片面性和有所讳饰。因此,作者广泛查阅了乾隆帝诗文集、《清三通》、《朝鲜李朝实录》、部分清人文集、方     

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

本文主要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历史上曾经大量著述的历史文本,即宗教人物传记。在这类传记中,西藏传统上有其特殊的分类体系和传统写作样本。传记的形式、流传的方式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传记都有所不同。在西藏,传记在藏传佛教中被看作属于一种文本"传规"(lung-rgyun),具有特别的含义。传记传流方式对于藏族史学影响也很大,以至于传记成为藏族史学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文本。对于西藏宗教传记的文化特点、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加以全方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藏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

由于古典学术传统中对历史与传记在体裁上的区分,奈波斯、普鲁塔克的传记往往被视为不具备史学性质的作品,而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对色诺芬、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比较显示,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的成果实际上代表了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传记文学向传记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在传记作品的史学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西方史学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当代史学家们更多的重视。     

也谈章学诚的妇女观

本文全面考察《章学诚遗书》中所有妇女传记之文,辩明章学诚妇女观的进步性;指出其妇女传记是史德观的实践,其妇女观是他经世史学思想的体现;学术界过去对章学诚妇女观的认识是一种偏见。文章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章学诚晚年“骂袁”文章的成因,指出不能单凭其几篇意气之文,全盘否定他妇女传记的价值及其对妇女问题的识见。     

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一西方史学史在当今欧美国家史学界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科。就其起源来说,早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就出现了。先是法国人,后是英国人写的史学史。但就其内容来看,那些著作不过是一些互不连贯的史学家传记汇编。直到十八世纪初,史学史一般仍然未摆脱按年代编次,或分门别类的史学百科全书,或史学名家传记集的模式。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史     

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在西方史学史上,传记是一种被史家广为采用的生动文体,流传下来的传记亦是浩如烟海,但影响巨大且能够在某一学科领域中被称为开山之作的传记就不是太多了。 乔尔乔·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则可以跻身于这类著作之列。     

论“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     

玉杯记所记弘历古玉辨伪方法之探讨

乾隆帝弘历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他在其祖、父两代政绩的基础上,把清朝社会政治经济推向空前繁荣的时代,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康乾盛世。乾隆帝在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下,在忙于处理全国军政大事之余暇还抽空赋诗作画、赏阅古玩以陶冶心性。他一生共写下八百余篇考辨古玉评议苏玉的诗文,其中一篇御制文《玉杯记》(图1)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他观赏玉杯辨别真伪的记录,也是我们研究乾隆帝古玉辨伪方法的宝贵资料。一、弘历古玉辨伪的一段小小弯路我们读了《玉杯记》之后,便可了解弘历古玉辨伪的过程及其一段小小弯路。     

清朝太监典制述论

明朝的太监权利过大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清朝入住中原后,吸取明朝教训,从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到嘉庆、道光帝几乎各个皇帝当政时都对宫中太监严格管理,并制定了详尽的太监管理制度.清末,安德海和李莲英虽然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但是也没能过多干涉朝政.总的来说,清朝与其他朝代相比,太监较少有为非作乱者.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 ,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 ,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 ,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证 ,即开馆修史 ,专门设立国史馆、历史研究所、历史编纂的机构。在中国史学著作很多 ,主要的题材有传记体、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中国的史学评论也很多 ,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即史才、史学、史识。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 ,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同样一件史实 ,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乾隆帝咏《史》《汉》诗二题

乾隆帝雅好作诗,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①,"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②。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帝关注历史兴衰,故而好咏史,藉此来表达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曾援《史》、《汉》入诗,评点《史》、《汉》,议论马班,抒发史识。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五十七年(1792)的43年间,创作了咏《史记》、《汉书》诗及相关诗作达近百首。这些诗作大都由诗序、诗文和诗注三部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

我国的史学,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到清代形成了又一个高潮。其原因除当时客观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外,还由于史学领域本身经历了一个极而思变的过程。自从刘知几著《史通》,总结评判史籍、史法以后,历经唐宋元明,史书不断增多,到了清朝,人们已觉“盈箱积案,或汗漫而难寻。”①有读不胜读的感觉了。再加上由于历代编纂不尽     

清乾隆末年扑毁去思德政碑考

地方绅民为离任的地方官员筹资兴建去思碑、德政碑,是唐宋就有的一种现象,由于其常常存在着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弊端而一直被禁止。清承前制,亦明令禁止官员立碑,但皇帝特别是康熙帝对官员立碑之事并非一味反对,故禁律效力不彰,形同虚设。乾隆朝,吏治废弛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敝风陋习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觉,为整顿吏治,乾隆帝对官场相沿成风的陋习进行了全国性的清理和查禁,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乾隆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扑毁"去思德政碑"行动。在乾隆帝的督促下,各地督抚用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项行动,此后十年则是循例奏闻。此次行动各地共扑毁此类碑匾一万五千余块,表面上看成绩显著,维护了皇权专制,但并没有真正扭转清朝日益腐败的吏治。     

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

发表在《中国藏学》１９９８年第三期上孙林和张月芬的文章,是他们正在进行的藏族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专题。史学史体系一般包括分类体系和写作体系。藏族传统史学的分类体系可以概括为三大类：１、教法史,２、王统史、３、个人传记。藏族史学的这种分类原则应当说在吐蕃时期就已出现,到公元１４世纪时候则已成为所有史学家遵循的标准。１４世纪是藏族史学成熟的时期这一阶段,史学著作已具有较完整的系统性并有着共同遵循的写作规范;史学家的观念也有了一定的"人文"倾向,这个时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如《布敦教法史》、《红史》、《…     

传体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广狭,各人主张不一。无论如何,历史编纂的体例,总是其研究对象之一,传体又是其中之一。各种史体比较起来,传体又有其特殊性。过去研究者,一般并提“经传”、“纪传”、“传记”等而言,很少单独研究传体的。那些“经”、“纪”等体,早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废弃了,只有传体沿用至今,仍具有新的生命力。从前论述传体者不少,例如刘知几《史通·列传》、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对于传体虽有所阐述,究竟各有侧重。今天看来,仍有必要重新认识、重新探讨。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试论乾嘉史学

乾嘉史学在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史学史上亦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畸形的发展,而这种畸形发展的后果,正是清朝统治者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产物,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分析,以便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