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十字上消失的明代贡院

贡院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跳龙门之处,考好了就是举人,既可上京会试,金榜题名,也可踏入仕途,光耀门庭。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充满读书人的希望,追求和向往。大十字广场的中西部是老贵阳的贡院所在地,即科举时代贵州举行乡试的地方。贵州建省前,无权开科乡试,考举人要远道去四川应试。贵州建省后,亦未设立乡试,贵州生员改为就试湖广,后又改到云南考试。由于贵州生员赴邻省考试山高路远,极为不便,嘉靖九年(1530年),在京任户科给事中的贵州思南人田秋,向朝廷上奏请在     

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一、清代科举之演进 清代(1644～1911年)乡试与会试反映出官学施行之教育。此类国家高等考试分为三部分。首场考生为文三篇,以四书文句为本;另据五经之一为文四篇。次场根据《孝经》一段写论一篇,并答覆判语及诏诰表题。末场考生须对公共政策、历史或经学的五道实际问题作答。表一列出乡试与会试中此类题之安排。自1384年(编者注:明洪武十七年)起,首场即重四书,轻五经。此外,考生须回答四书之题,但可就五经中择一专经,仅对该经之文句阐论。 表一 清初科举形式(1646～1756年)     

考生·考官·学政——试论洪亮吉的科举人生

洪亮吉十四岁学习写作八股文,开始科名之争。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三十多年,四十五岁成进士,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十八岁奉命视学贵州。从其考生、考官、学政的经历可以管窥乾嘉年间科场实况,这对于研究乾嘉年间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知价值,亦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士子心态与社会风气。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黔东南教育界的民主爱国运动

反科举斗争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贵州巡抚许兆椿、学政胡枚会奏:“黎平考试,关厢人少而取入的多,司属人多而取入的少,未避偏枯。”黎平县竹坪小学创始人吴堂应(侗族),对剥夺少数民族科举取进的权利十分不满,曾串通各地考生罢考。官府以破坏科举罪缉之,吴逃往黄龙山藏身3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锦屏县吴慕姚(苗族)在省城参加癸卯科乡试,文不法古,立意维新,当局以“有乖时宜,章法不工”为由,不予优取,录为副榜。吴甚感不公,即找当事者理论。主考官避而不见,他一怒之下,破门而入,铸成大祸,经多方斡旋,方免于难。     

田秋与贵州开科乡试

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代贵州思南田家坝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青年时期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正德五年(1510年),举云南乡试。正德九年(1514年)登进士。曾官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四川按察使、礼部左科给事、广东布政使。田秋为官清谦正直,敢于直言,他一生为国为民,兴利除弊,建树颇多,尤其是请准贵州开科乡试,振兴贵州教育,开发贵州人才,贡献最大。隋唐以来,我国历代选拔人才,都是要经过科举考试。这种开科取士的办法,在明清两代,更是盛行。考生先要在县里或府里院试,考取秀才后,再到省里参加乡试考举人。取得举人资…     

清代“高考”那些糗事

清代沿用前代科举取士制度,那时的“高考”分乡试、会试两级.可谓是一考定终生,甚至一步登天,主考和考生怎能不重视,因此也演绎了一幕幕具有悲喜色彩的趣闻轶事. 考棚里的苦与乐 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每十个号子为一弄,一弄之间可以来往,但不能出弄.考生入场后吃、住、作文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     

北京贵州会馆始末谈

我从1932年在北平念书约4年，当时学校在西城的太平湖，我住在附近的学生公寓，日常活动多在西南城至前门一带，故对于著名的琉璃厂、厂甸及几所贵州会馆所在的樱桃斜街、南横街等，至今犹有印象。贵州在北京建会馆，较之他省为迅，原因是贵州虽自明永乐11年即置省，但一切政治设施进展缓慢。以建学而言，灰试年间建立的只有贵州宣慰使司学及措州宽慰使司学两处（当时播州还属四川），到永乐时，始增设思南、思州、黎平、石吁、铜仁等府学，州、县学仍未普遍设立。故当时乡试名额很少，而且附试于湖广或云南。直至嘉靖16年（1537）丁酉科，…     

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

隆武帝在明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收拾人心,聚拢人才,稳定政权,抵御清兵南侵,宣布在福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开科取士.福京乡试作为隆武帝的"龙飞首科",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然因郑芝龙等武臣的阻挠,原定隆武二年三月的福京乡试一拖再拖,最终于是年六月才在福京天兴府举行.文章根据大量史料,考知该科乡试主考官、同考官、提调官、监临官等部分职事官之姓名爵里;录取人数则在崇祯十五年所确定的福建乡试解额105名的基础上,"特旨广额七十名",后复试黜落4名,最终选拔录取举人171名.福京乡试开科不久,隆武政权即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覆亡,但其选拔录取的一批科举人才,却对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曾是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慈禧太后和朝臣为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希望举行乡试。而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尽管张百熙在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支持下,激烈奏驳东南督抚,力主辛丑乡试不可再展,但刘坤一、张之洞既向清廷重申己见,又对各省串联施压,仍坚持乡试展期。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西南、西北等省按期举行乡试,东南各省展期一年,引发士绅舆论颇多争议。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文教蔚起,黔书中兴——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二

正贵州土司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流官在贵州文教方面的大力推进,使贵州文化在明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后,贵州乡试开科,为贵州培育本地人才奠定了基础,贵州开始了广而深的文化建设,书法艺术也不断兴盛起来。在此背景下,走出去的贵州人日渐增多。在那些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的人中,不仅在学识上声名远播,政治上也有所作为,在书法上亦是造诣非凡,且留下了一定的书法印迹。南明王朝最后建立于贵州安龙,这段     

任可澄先生传略

任可澄先生,贵州安顺府普定县(现安顺地区普定县)马官区,余官乡偏阳村人,落籍贵阳。原名文荣,字志清,晚号匏斋,为清末、民国时期省内外知名人士。他出身于科举、仕宦家庭,祖父焕奎,官至吴县(今江苏苏州)县令,有著作行世;父毓桢,顺天乡试举人,未入仕途。任先生受家庭习养,好学,为诸生时,在天津人严修(范孙)任贵州省提督学政任内补廪,成为资力较深的生员,并与清末具有维新思想人物有所接触。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拔萃,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次年试授内阁中书。     

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

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留存下来的《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韦占四年登科录》和《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而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且迄今为止,未发现唐、宋科举时代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而天一阁庋藏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让天一阁珍藏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出版,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清代硃卷的文献价值

硃卷,原指在清代乡试和会试中,为防止考生舞弊,将举子用墨笔所写的试卷弥封后,交誊录生用殊笔重新誊写的卷子.     

清代院试的准考证和补考证

清代的科举可分三级：第一级“小试”．又称“童子试”,俗称“考秀才”;第二级“乡试”,俗称“考举人”;第三级“会试”和“殿试”．俗称“考进士”。清代沿明制,府、州、县均设学校,学生称为“生员”即“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要取得秀才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     

解放前贵州大学二三事

一、历史上贵州的高等教育历史上贵州教育事业不发达。明代嘉靖以前,贵州无乡试,考个举人,要远到云南去应试。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巡按王杏上疏皇帝,以道路艰阻,请开科于本省,乡试免附云南。嘉靖十四年(1535)明朝廷才“许贵州自乡试,免附云南,解额贵州二十五人”。即是说,要每隔三年才按定额分配,准许贵州录取举人25名。定额以外,哪怕学识再高,也不能应举。这便给贵州出人才强加了很大的限制。清袭明制,贵州乡试应举者,仍受定额所限。到了公元1926年,桐梓周西成统治贵州时,成立过贵州大学。不管他当时建大学的个人     

略述洪武二十二年湖广练兵与贵州部分卫所旗军来源

随着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再征云南,东川蛮、越州阿资、湖广九溪蛮被陆续讨平.为稳定西南局势,明廷命开国诸将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以防西南蛮.贵州卫所的设置达到了第二个高潮,从湖广等地垛集民丁补充贵州新设卫所屯戍力量,遂成为其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清浪卫、安南卫、威清卫、平溪卫从湖广黄州府麻城县、黄冈县、蕲州、黄梅县、广济县;宝庆府武冈州、新化县、邵阳县;长沙府湘乡县地区垛集大批民丁编入军伍.垛集民丁而来的军人,是贵州卫所军最不可忽视的主体,洪武再征云南,使卫所在贵州的统治地位最终得以巩固.     

清康乾时期琼州科举探析

广东本土童生冒充琼州籍学子,在琼州参加童试,录取概率大幅度提升。此举使琼州本籍学子官学录取概率直线下降。琼州籍学子在乡试、会试中亦要与江浙强省和粤省内广潮等文教重地学子竞争,皆处劣势。此外,琼州籍学子若不通晓官话,则无缘科举。广东本土学子的作弊行为亦对琼州籍学子造成严重不公。乾隆二十一年(1756)诗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成为广东科举考试的分水岭。在广东科举呈现低迷状态时,诸多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乾隆二十年初至乾隆五十年初琼州科举的中兴。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