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与“毋敛学”

东汉尹珍北上中原拜经学大师许慎为师,学成归教南域,在南中首先传播许氏之学。莫友芝称尹氏之学为“毋敛学”,自称为其传薪人,与其友郑珍等共同弘扬“毋敛学”,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贵州首次乡试述略

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六（人物志阁说：“贵州于十五国中,风气开辟为独后,宜人才寥落也。”确实,直到明代以前,贵州人物无论是政治、文化或是经济。军事等领域,在全国有影响的确乎不多,见诸各种史籍记载的不过寥寥十数人而已。究其原因,除了地处僻远,风气闭塞之外,教育不发达恐怕是重要原因。虽然早在东汉之初,就有毋敛（在今正安。道真一带）人尹珍不远千里去汝南向经学大师许慎等学习五经,“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并且直到清代,贵州正安绥阳一带还有尹珍…     

贵州首次乡试述略

乾隆《贵州通志浩二十六《人物志序脱：“贵州于十五国中,风气开辟为独后,宜人才寥落也。”确实,直到明代以前,贵州人物,无论是政治、文化或是经济、军事等领域,在全国有影响的确乎不多,见诸各种史籍记载的不过寥寥十数人而已。究其原因,除了地处僻远,风气闭塞之外,教育不发达恐怕是重要原因。虽然早在东汉之初,就有毋敛（今独山、都匀一带,亦有人说在今正安、道真一带）人尹珍不远千里去汝南向经学大师许慎等学习五经,“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并且直到清…     

汉晋毋敛县及谢尹二氏略述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毋敛县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现予发表,供研究贵州史志的同志们参考。     

尹珍故里的沉思

这些年,谈尹珍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为了证明贵州古代并非文化上的荒域,几乎人人言必称尹珍。尹珍毕竟是有史可证的贵州文化教育的开创人,是贵州人引以自豪的古文化象征。尹珍的讲学发源地在今正安县一带。那里至今还遗留一处尹珍讲学的纪念性建筑“务本堂”旧址。了解尹珍,正安可能是个好去处。不久前,县里同志邀请我去看看他们的“万村书库”。贵州全省村级图书室共发展2000多个。而正安一个县就占700多个,实现了村村有图书室。《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以《尹珍故里书卷飘香》为题作过报道,那文章也是做在尹珍身上。既然在东汉时期这里…     

尹珍务本堂

尹珍务本堂位于贵州正安县新州镇。尹珍（字道真）,东汉时期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其先后师从许慎、应奉。务本堂原为尹珍“手建草堂三楹”。明万历年问遵义知府孙敏政在草堂旧址建祠,以纪念尹珍。此后曾多次修葺,今中堂大梁上“光绪十二年”字样依稀可见。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代名儒破蛮荒 千秋传承续华章

品读绥阳,追溯其人文与历史的底蕴,便会想到旺草讲堂,便会记起声名远播的东汉名儒尹珍。我有幸踏上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在秀美的山水景色之中静心体味"黔北锁钥"的通达,在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感受这里满溢着的人文气息,那份在大自然中发乎于内心、对人文与自然和谐的感悟尤为深刻。我想,这也许正是行走于黔山秀水间的别样收获。     

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增多,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逐渐传入,黔境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东汉时,尹珍外出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办学,是为本地教育的先驱。唐宋时,今贵州的正安、遵义、沿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元代,今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建有顺元路儒学及蔺州儒学,普定路也“立学校,明礼义”的记载。但总的看来,元代以前的今贵州地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分属各省,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在这里全面系统地推行。历史上虽有办学的点滴记载,但数量很少,且时兴时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封建教育制度确定的重要时期,清代前期基本上沿袭明制,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封建教育制度始逐渐被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代替。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正务本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北隅。务本堂为东汉桓帝时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尹珍当年讲学处。始建年代不详,今之务本堂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务本堂坐南向北,中轴对称,占地面积850平方米,由大门、两厢、正堂等组成,四周以高10米砖墙维护,穿斗式悬山青瓦顶。大门额横排楷书     

佛教在贵州的过去和现状

佛教发祥于印度,自西汉武帝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陆上的丝绸之路,佛教已传入中国民间;东汉班超进一步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佛教即从陆、海两丝路传入中国。 佛教最初传入贵州,史书并无记载,由于历史上中原罹乱,遗民逃禅,从湖南方向传入贵州;另一路由四川传入贵州。今将佛教在贵州分为几个时期加以叙述: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林俊族范

正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尊幼有序。礼义廉耻,兼修四维;士农工商,各守一业。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事君必忠吁,居官必廉慎,乡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毋富而骄,毋贫而滥;毋信妇言伤骨肉,毋言人过长薄风;毋忌嫉贤能,伤人害物;毋出入公府,营私召怨;毋奸盗谲诈,饮博斗讼;毋满盈不戒,妙微不谨;毋坏名丧节,灾己辱先。善者嘉之,贫难死丧     

多元化的贵州学

一 贵州的化源流,可以推到公元2世纪的尹珍从汝南许慎读书开始,但史料很少,15世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较为具体。朱元璋从实际生活中懂得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用“尊王攘夷”、“三纲五常”这一套统治术,显然收到了功效。贵州定为行省,设布政使司,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时代的决策。贵州在15世纪时,版图小,人口少,交通闭塞,民族复杂,经济和化都落后,实在不够建为一个省的条件。但是这块地方名日西南边徼,蛮荒之区,它却是西南边徼的中心地带。     

真情绵绵无绝期——记何亮清、何麟书父子与李端棻

<正>但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都会记住李端棻的名字。这位民主先驱、"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贵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乐章。特别是在经"戊戌变法"失败、流放新疆又回到贵州后,作为宣扬民主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影响并引导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之在波澜壮阔的"辛亥     

东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1月26—28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东汉史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市召开。与会60多位学者提交论文40余篇,涉及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东汉学术与思想文化、东汉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东汉政治军事、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一、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广受关注。夏日新探讨了光武帝刘秀的用人特点和凝聚各类人才的原因。林聪舜认为光武帝刘秀的"柔道",与汉文帝刘恒的"岂不仁哉"     

平坝永元“瓦”铭文释诂

贵州古代文物罕见铭文,1965年平坝出土东汉陶罐上的33字铭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固为自然之事。笔者是从事语言工作的,由于对铭文中“瓦”字的特殊用法发生兴趣,拜读了李衍垣(《贵州日报》1980年11月22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二期)、陈恒安(《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一期)、章光恺(同上,1981年四期)、禹明先(同上,1990年三期)四位先生五篇有关论述,获益匪浅,却又感到疑窦仍存,尤其是器名确认错误,使全文的识读、训释未能贯通始终而理通辞顺,并从而影响到对铭文所反映的贵州古代酒史等内容的认识。李衍垣先生曾把铭中“古沈”二字释为酒名,后来又从陈文释“酒罐”;陈文释“缸坛”章释“大坛”,禹释“瓮沈”,都     

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

东汉治羌政策是汉代治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回顾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东汉治羌政策是在"大一统"和"民族可以变化"的民族思想指导下,结合羌人分布广、种类多、好内斗、会农耕等特点制定的,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且当时又无他法可行,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对永元罐铭文的再认识

贵州省平坝马场六朝墓葬中出土的东汉永元罐及其铭文,从1980年以来,包括笔者在内已有李衍垣、陈恒安、章光恺、傅定淼等人发表文章进行研究,各抒己见,判释颇异。李、陈、章、傅等人结论皆大同小异。笔者认为诸君结论尚有商讨的余地。(李衍垣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0年11月22日《贵州日报》;陈恒安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期;章光恺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4期;傅定淼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1期;笔者前文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3期。)     

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家学师承、人格品质和历史政治的角度分析是什么成就了尹珍。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