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1966年6月6日上午,党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到部上任。此时,办公楼内已是大字报满墙。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说说我是怎样收藏陶铸的一本书的

正我所收藏的这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4月(第一版)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1966年1月沈阳第五次印刷的陶铸所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9月1日,在红卫兵"大串连"期间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新华书店买到的。若问因何收藏了这本书,这得从我的初中时代说起。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     

陶铸落难（上）——曾志回忆实录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广州太冷清,我被准予去北京养病;新家设在中南海杨尚昆曾住过的房子;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中央文革小组”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到陶铸那里“协助工作”;浙江高中生陆荣根,给陶铸贴了六十张大字报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光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我所经历的“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及平反

"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起因于两篇文字,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因此文引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此案定案于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解散,部领导陆定一等遭到了迫害。此案曾被认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一、我是怎样到公安部的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958年二十一军从朝鲜撤回祖国驻防山西,军部驻太原。1965年我任二十一军政委。1966年8月,北京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某些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王世贞年谱》补正

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作年谱,始于清朝.清人作有两部,一是王瑞国编《瑯玡凤麟两公年谱合编》一万余字,相当简略;一是钱大昕编《弇州山人年谱》,不足一万字,简明而有法度,但仅叙述了谱主行踪的大略.现代人又作有两部,一部是徐朔方先生著录在《39种晚明曲家年谱》中的《王世贞年谱》(以下简称徐谱);另一部是郑利华先生著的《王世贞年谱》(以下简称郑谱),两书均于1993年12月出版.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陶铸在1966

我是1966年4月调离陶铸办公室的。离开后虽仍在中南局机关工作,但和陶铸的接触就很少了,只能通过有关会议知道他的一些观点和动向。有几个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关键性的,其中一些内容又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很值得回忆。突然给自己扣上“右”的帽子陶铸上调北京前作的最后一次报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一些议论。这就是1966年5月19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上万人的动员“无产阶级文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我们这茬儿人

十、佟槐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1966年5月,随着"5·16"通知的下达,随着毛泽东所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传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圣徒和魔鬼,一股脑儿卷了进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也包括了地处太行山区,座落在旷野里的山西省长子中级农职校。     

丰子恺在“文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上海中国画院就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上海火车站"混车"记

"文化大革命"时,我正是一个红卫兵.1966年"月26日,我和同班的唐同学、邓同学响应中央文革"革命大串联"的号召,来到了上海,住在永嘉路中国中学接待站.我们到几所知名大学抄了大字报、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观赏过28层的当时国内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游览了南京路、外滩码头后,对这座东方第一都市的新鲜感便逐渐淡漠.12月3日,我们决定离开上海回重庆.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陶铸,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陶铸1965年1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6月1日离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