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将台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4年1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从1934年10月起,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相继被迫离开瑞金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勿忘季振同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带着2万多件武器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宣布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此举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毛泽东谈兄弟之争

毛泽东与小弟毛泽覃,生肖都属蛇,相差12岁,投身革命后,互相鼓舞,情同手足,但是两人生性都好强,有时不免瞌瞌碰碰,闹出矛盾。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纪念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红军采取“求心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人民的支援下,以少胜多,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歼敌1．3万余人,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日起向社会开展征文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洋顾问李德苏区求偶记

1933年9月末,正是中央红色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共产国际给中央苏区派来了一名军事顾问,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来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红军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述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行之时．一支数千之众的红军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穿过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斗争前线．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去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四项特殊使命：（1）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2）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术,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中共临时中央却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两个拳头打人"、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未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丧失了反"围剿"的有利时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     

项英查处“于都事件”始末

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根据地内部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为了摆脱困境,党和苏维埃领导苏区军民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组织各种合作社,鼓励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另一方面组织政府的经济工作人员深入到白区收购物资,开辟货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把一批批物资从外面运回根据地,维持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两次被罢官的红军总参谋长

红军时期,我军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曾两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要职。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与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中,他又先后两次被罢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官职。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程子华与冀中地道战

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生于山西省解县(现属运城市)解州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12月发动大冶兵暴。1931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9月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同年11月与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先于中央红军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史称“小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塔山阻击战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国调查”——从八个农民家庭今昔看中国农村变化

1930年10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新余罗坊会议期间,约请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1988年,江西省社科联和兴国县社科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提到、分析的8个家庭进行了追踪调查,     

奔赴豫西执行特殊任务及护送干部转赴太岳解放区的回忆（下）

护送干部队转赴太岳解放区 再次接受特殊任务 我团留下后不久,豫鄂陕边区的形势就开始紧张了。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调动大批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准备对这一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为了进行反“围剿”,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好宝贵的干部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