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与宋代《诗》学新变——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

《毛诗正义》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三个维度为宋代《诗》学的新变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在唐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中实扮演着继往开来、导夫先路的重要角色。它对后世《诗》学具有重要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     

《诗》篇新证

传统《诗经》研究,由于局限于材料,往往在名物训诂、义理文意等问题上各持一端,纠缠不清。但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发展,将新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结合,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运用“二重证据法”,分别针对《诗·叔于田》的诗序;《诗·大叔于田》的成诗年代;以及《诗·大叔于田》、《诗·小戎》等诗篇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历史背景,驳斥前论谬说,梳理诗中名物,还原诗旨文意,以求做到实物与诗互证、诗与史相映。     

从新出战国竹简资料看《诗经》成书的若干问题

《诗》之成书,有一个从古本到定本的发展过程。西周贵族的诗作是首先被编入古本之《诗》的内容,相对于《颂》《雅》之诗而言,《风》诗的出现稍晚。古本之《诗》开始编定的时间应当在西周中期的康王时期,西周后期又有增益。西周春秋时期流行的《诗》约有三百篇,就是孔子每每言及的"《诗》三百"。孔子为授徒所编的定本之《诗》与古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上博简《诗论》所评之诗绝大部分(或者全部)都见于今本《诗经》,属于逸诗者尚未见到。上博简《诗论》的这种情况,让我们知道在孔子之后的时代,《诗》并未散佚,这应当是我们感到庆幸的事情。     

甘肃──诗的土地

甘肃──诗的土地程士荣中国是一个以诗传世的国家,素称诗国。中国文学史的基石就是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会议、一个刊物、一个人,前边冠以一个“诗”字,就是“诗的国家”,“诗的民族”,“诗的会议”,“诗刊”,“诗人”,即得到了最崇高的赞誉。我是一...     

《刺安南事诗》与《三羞诗(之二)》关系略考

唐代诗文一些篇章与安南史地有着密切联系。懿宗朝举子《刺安南事诗》与皮日休《三羞诗(之二)》即为其中的两首。有学者误将懿宗朝举子理解为安南士人,将上述两诗视为两首作品,或以为一诗两传。实际上,从皮氏科考经历、唐朝与南诏在安南的战争和《皮子文薮》的写作等方面考察,懿宗朝举子即皮日休,《刺安南事诗》创作在先,后修改定型,才有了《三羞诗》。《全唐诗》以两诗著录,一些史籍著录也有歧互处。越南学者关注《三羞诗》,但并未发现其与《刺安南事诗》之关系。     

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

本文重新审视了《诗经·周南·关雎》一诗的内容,确认此诗为男恋女之单相思情歌。先秦儒者赞赏此诗具有以礼节情的意识,也是基于诗中"君子"暗恋"淑女"的心理活动所作的义理阐发。汉代四家《诗》都抛开这一基本内容,而将诗旨附会为美、刺周王或后妃。且又说各不同。由此推论:汉儒解读《诗经》并无先秦遗留下的《诗序》可据。他们遵循通经致用的原则,竭力将诗旨归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而汉代的后妃干政,外戚弄权的弊端,也促使汉儒有意将诗旨引向美刺后妃,以求达到委婉讽喻帝王的目的。     

浅谈苏轼诗序

苏轼是宋诗大家,苏轼诗序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学及文化价值。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苏轼诗序进行探讨:其一是诗序中的互见手法和诗序之美,二是诗序中写人记事所带有的史笔和小说笔法,三是苏轼诗序的思想内涵。     

乾隆写诗百首怀念发妻

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世界上产诗最多的诗人,据说,他一生做诗41863首。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游览昆明湖时,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小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时刻。”     

“元王诗”考索

自宋代以来,《汉书》所载元王诗多被人目为《鲁诗》,但其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因此,考察《元王诗》的归属是进一步地弄清汉代《诗经》传承版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元王诗》被看作《鲁诗》的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元王诗》非《鲁诗》的原因,并比对了刘向《诗》学观点与楚元王封地附近的汉代《诗》简,从而最终判定《元王诗》是汉代《诗经》传授中的独立一支,刘向所习主要是《元王诗》而非《鲁诗》。所以从刘向《诗》学中辑考的鲁诗也非《鲁诗》。     

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一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同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清代诚斋诗学与唐宋诗之争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甚丰而风格别树一帜,他受到同代人赏识,却不见重於元明两代,到清代更是屡受恶评。在当时诗学的唐宋诗之争中,诚斋诗往往不容於双方。直至清末,才受到同光诗人的推尊。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诚斋诗在唐宋诗之争中的各期发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诗人的诚斋诗观,指出夏敬观是清代第一个全面肯定诚斋诗的学者,杨万里的诗史地位最终因同光派而得以确立。     

古诗词鉴赏浅谈

读懂诗题和利用好诗后注也不失为快速懂得诗歌的好方法。标题即诗文之眼睛,题目往往有点明诗歌内容,奠定感情基调的作用,因此,透视诗题,有时就可以知道诗的内容,甚至洞悉诗歌主旨。     

郘亭诗论略

莫友芝,晚清诗坛宋诗派主将,郘亭诗近千首。述怀诗,塑造了一位晚清诗坛上具有进步思想、不慕荣利、不求爵禄的诗人形象;纪游诗,表现了时局的动荡,社会的黑暗,人生的艰辛;赠答诗,表达了朋辈友谊,真挚深诚的感情;山水诗,郘亭诗之精萃,以平淡的情态表现强烈的情感;记实诗,再现了清末社会生活,记载了农民起义的史实。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旅游文化之送别诗解析

送别诗作为旅游文化的组成元素,对旅游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探索古代的祖饯仪式,揭示送别诗的起因,并结合古代文史资料对送别诗进行合理的归类,以期促进送别诗个案的研究与运用,从而推动旅游文学的深度开拓。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     

始于诗,止于法——简析星云大师诗论特色

主张"佛教文艺化"的星云大师对诗、偈十分重视,撰写了不少文章谈诗论偈.星云大师所论及的诗作大多是禅诗和偈语,此外的其他诗作也多于佛教、佛法相关.星云大师对诗歌内容的解读十分重视,多延续前人的说法,阐发诗中蕴含的佛法真意.在对诗进行文本解读之外,星云大师或把诗放在诗禅交流的视域下辨别诗中所言佛法真伪;或通过论诗体现诗禅交流活动的意义,从而彰显佛法的感召力;或通过否定诗歌传达佛法的有效性,让人们对佛法有更深刻的认知.